電視
這個時代是個電視和網絡的時代，完全拒絕不可能。問題是怎樣才能有所警醒。這個世界上有了大事情，有了讓我們關注的大事情在電視網絡上出現，還是要看。不能有這樣的習慣，動不動就把電視和小報打開，這是危險的。你會自覺不自覺地隨著它的語言流速和節奏往前走；更可怕的還有，你會和慣有的表達方式妥協，忘記自己還有一套語言、一個立場、一個方法。你如果忘記了自己參與其中的社會生活，不自覺地把電視和報紙上表現的生活當成了生活本身，這同樣是很危險的。
人和人的交往，還有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有自己的獨特方式和表達方式。大眾傳媒的語言是折衷的語言，是大眾語言，是一種大同小異的語言。而文學語言必須是你自己獨有的。
還有，文學創作並不是簡單表達生活的真實。有時我們看到一個作品如何真實，說它和真實生活一樣，那就不會是真正的文學。這應該是好的報道，是好的電視新聞。文學創作是個人的感知，是對於個性的強調。它是不能重複的、僅有一次的。
不論一個人有多麼強大的語言習慣，或許有幾十年形成的語言慣性，也仍然經不住電視的感染。如果它是一種感冒病毒的話，那麼它的傳染力會是很強的。因為它的語言風格是伴著音樂和色彩出現的，是不必經過思考的、不自覺地進入你的意識之中的。這樣長此以往，你又怎麼會有本色的寫作？
電視上的娛樂垃圾多到了可怕的地步，這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真正好的、有生命力的大眾傳媒，應該仍然是具有深刻的文學基礎的。很可惜，現在的電視製作過於急功近利，還有那些小報和網絡，都沒有什麼文學基礎。結果就是浮淺、低下，有許多方麵甚至弄成了社會公害。
《家族》
這不是傳記，而是一部長篇小說。讀者常常把作家作品中的情節、人物關係不自覺地與作家本人聯係起來，這也是很自然的，不能說是荒謬的。尤其是第一人稱的小說。但虛構才是小說的特征。創作離不開個人經驗，這是從廣義上說的。具體到一部作品，作家反而要盡可能離開自己的經曆遠一些。作品由於作家的自身經曆而帶來的某些精神背景的相近，與情節的自傳性，在許多時候是兩碼事。
作品離不開作家的自身生活經驗，不等於離不開自己的親身經曆。經驗和經曆不一樣。經驗是經曆的綜合。作品離開自己的經驗，就像一棵樹離開土壤很難生長一樣。一個作家的作品必須是生長在他個人經驗的精神的背景上，這就是土壤。但卻不能是自傳式的譜寫，因為這不是文學創作。
作家厭棄那種對號入座，因為那樣隻會使作品變得更加單薄。
影響
要說對我影響最大的幾個作家，在中國當然是魯迅。再就是屈原。關於屈原的許多悟想，一些思絮，我都寫進了《楚辭筆記》這本書中。李白、杜甫及蘇東坡，都是我常常閱讀的作家。多麼美的詩人，像仙人一樣，仙人的氣質和情懷！
國外的作家對我影響較大的有托爾斯泰、雨果、海明威、福克納、馬爾克斯這一類。還有索爾·貝婁。
這幾年發行最多的一些外國作家，我大半不看。因為我隻要翻一下，最後總是失望。有的作品發行了上百萬冊，雖說不能完全否定，說得一無是處，但從文學角度講還是過分鬆弛，算不得上品。它大半寫了頹廢，自然少不了寫性。蒼涼的底色是有的，但語言和章法上一塌糊塗。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讀者？就因為它的拙劣。有時拙劣的東西反而非常好讀，對讀者沒有什麼更高的要求。總之他寫得非常鬆弛、自由、流暢，所謂的白領讀物，給少男少女。
嶄新的網絡時代的生活，有些人會通過作品一再地告訴你、通知你，並且和你交流。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讓你不自覺地去羨慕和模仿，即產生共鳴。但這樣的結果是，一種絕望的情緒、冰冷的心態會感染你，讓你不再有向上的熱情。
有些外國作家，他們那種對於當代生活、對於現代文明世界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徹底的絕望，還有那種冰涼的人生態度，是中國作家所不具備的。這種不具備就造成了中國作家在接觸這一類題材時，達不到一種應有的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他們在直覺上，在世界觀上，走得比發展中國家的作家既徹底也深刻。他們的消費主義、得過且過、頹廢、無望、隨意、性生活，總之比較隨便的這一套都來了。僅從他們的文字技巧和總的文學水準而言，大部分屬中等偏下，在總體上甚至算不得真正的詩性寫作，不能算是第一境界的寫作—他們處於娛樂性寫作與詩性寫作的中間地帶。這些，對中國作家都有影響。
還有一個幾年前比較流行的作家，就是法國的米蘭·昆德拉。這是一個影響了新時期許多中國作家的人。他最早的作品，如《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非常好。因為和他個人不幸的經曆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寫得特別深入感人。但他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他開始不停地用技巧挽救自己了。
馬爾克斯是中國作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一個了不起的榜樣、一個文學聖徒。無論是從市場意義還是文學意義上講，他都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作家。他具有的一個了不起的能力，就是寫出來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那麼有魅力，那麼不讓人厭倦。我們大家都知道許多作家其實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名聲很大，但是拿到作品來看的時候，隻有一兩部好一點；有的幹脆沒什麼真正好的東西。還有，就是有人一旦“成功”，那種聲譽和經濟上的魔力足以將其毀掉。想一下，榮譽和金錢能把人毀壞成什麼樣子，他要應付多少事情，那種誘惑性是不可想象的。好的作品是需要一個人承受高度的寂寞，因為高度的寂寞會贏來高度的思想，追求完美的不可遏止的能力便煥發出來。缺少了這種環境，沒有相應的寂寞與痛苦，一種非常特殊的狀態，不可能寫出完美的作品。
紮實
有人說不得現代風氣之先的作家，反而更紮實。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有人常說山東，總是說孔孟故鄉之類。它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正宗，但是人們批了幾十年，批的就是它。於是它就不時髦了。可是他們忘了，莊子也是山東人，道家文化的主要風行地是膠東，是齊國，它也在山東。
泰山在山東，無論其他的山多麼漂亮多麼特異，但不是五嶽之首。去泰山爬一下很累、很陡，而且綠化也不是很好；而有的山卻極為漂亮，像畫一樣。泰山好像沒有什麼，是一個略顯荒涼和粗糙的山，但是當你看遍了所有的山，再冷靜地想一下，感覺泰山有什麼不一樣？你會發現泰山顯得更為肅然正氣，顯得更為淳樸永固。
山峰的形象，土地的形象，與文化的形象是一樣的。千萬不能把對作家的理解和文化的理解脫離其土地。山東作家入世，自己窮得要命，還那麼憂國憂民；自己悲傷又無聊，還掛記著天下人，掛記著好多人的寂寞和不幸。他們對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是那樣關心，那麼願意參與，那麼願出主意，而人們根本不聽他的。這就是山東作家。山東作家那麼保守，對時髦嗤之以鼻，對文學的複雜性似乎不願顧及。
沒有什麼例外，有的隻是一種覺悟，是努力克服自身的弱點，如過分的保守閉塞和褊狹。
今天的可貴性，是一批這樣的作家守住了中國文化的正宗，他們排斥旁門左道，強調中國的文化，憂國憂民，有社會責任。他們對道德倫理的東西，有一種不曾放棄的敏感。
但是正因為這紮實和沉重，使其不能夠在文學的天空飛翔。
可是他們的功力，他們的文學曆練，他們的文學質量實在是很高的。但他們不能夠飛翔，不能夠離開中國文化的土壤去飛翔，不能夠升上天空。現代社會是需要飛翔的，這些山東作家做不到。他們不會把很小的作品炒成滿天星。
因為他們的文化母體過於強大，引力太大。如果立足於弱小的文化，引力就不大，比如在月球上，每個人都可以跳得很高。
文明
貧窮、粗礪和豪放，就有一種粗礪的美，豪放的美。這一點上，西部不同於山東，特別是膠東。膠東是綠山秀水的，是茫茫大海，是海霧中的仙島。膠東古代是齊國，更早是萊子國，繁華得很。
在美學價值上，粗礪是一種美。我們不能要求兵馬俑像齊國絲綢那樣光華圓潤，那是不同的美。文化是有淵源的，在中國曆史上，也包括世界曆史上，文明的進程也有一個很特殊的階段：不那麼文明的戰勝了文明的，非常粗野的戰勝了非常精致的，非常落後的戰勝了非常先進的。炎帝和黃帝作為粗野的騎馬民族，從西部過來，向東方進攻，最後征服了富饒繁華的齊國，當然，也包括更繁華的萊子國。當年從其他地方到一次齊國臨淄，就象現在去一次曼哈頓一樣。但是這並不能保證齊國不被滅亡。為什麼？因為在一定的曆史時期，當科技發展還沒有一個質的飛躍，粗野一定會戰勝精致的文明，這是不可避免的。匈奴對於中原的入侵，也說明了這樣的問題。
現在回到美學範疇來討論這一問題，可以說精致的東西並不一定是最終勝利的。粗礪有粗礪的美，精致有精致的美，邊緣文化有邊緣文化的美，二者之間不可取代。
我們現在不僅是創作，嚴重一點說，許多時候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推廣西方糜爛的東西。帝國主義這個詞很久以來沒人提起了，但它是存在的。強大的帝國最重要的不是軍事入侵，而是文化的無孔不入。它借助商業的經濟的強勢，向全球推廣它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包括我們作家，寫出了一大批不負責任的放縱的東西，寫性和暴力。如果說這是個性和勇敢，那麼為什麼不在“文革”時期，或者在其他封閉時期這樣做？那才是真勇敢。如果趁著混亂，伴隨著商業擴張文化趁火打劫，就談不上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
（2003年3月9日，小標題為整理時所加）
『煮蛋』及其他
主旋和多樣
許久以來，我們開會時都要說“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這是一個時期的文學主張，當然必要加深理解。這或許有助於作家寫得更好，不至於從一邊偏到另一邊。眾所周知，文學方麵的理解需要更科學更準確，因為在文學、詩這些深奧的領域裏，許多問題一旦被簡單化和庸俗化，就會全都弄錯。不能說大概是怎樣，而要問究竟是怎樣。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主旋律”和“多樣化”其實是一回事。它們之間的關係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並列的。因為從文學常識上來說，從作家和文學的本質上來說，真正的文學創作必然是個性化的，也就是說“多樣化”的。創作的色調、主題，更有意境等等，必然是五花八門。我們知道，也隻有具備了這種“多樣化”的形態，才有可能是文學作品。所以“主旋律”和“多樣化”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互補的，而是處於不可分離的一個整體之中。就是說，它們可不是先有你後有它的關係，也不是主和次的關係，而是指了同一個事物，是從兩個方麵強調了文學的性質。
如若不然就會理解成：我們主要搞“主旋律”，同時也要提倡“多樣化”。這種理解就偏頗了，就違背文學常識了。
文學創作是一種生命現象，是源於心靈的產物，它必然呈現出自己的獨特形態，具有不可重複性、不可複製性。文學不是對於生活的簡單再現，而是經過了心靈濾器之後的產物，是極為個人化和複雜化的精神成果。對它來說，“多樣化”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存在形式。離開了“多樣化”，就不會是文學範疇裏討論的問題。
至於“主旋律”，也不能當成圖解式、標語口號式寫作的代名詞。一些很浮淺的社會性寫作、功利性很強的寫作，一度曾被當成了“主旋律”來倡導。這隻會有害。其實這樣的作品不僅不是文學的“主旋律”，而且與文學本身扯不上什麼關係，就是平常說的“不搭界”。這樣的作品因為自身的簡單化和概念化，因為語言和思想還沒有進入個人經營的獨特天地，仍然還不能算是一種文學寫作。而我們這裏談論的“主旋律”也好，“多樣化”也好，都應該是進入文學寫作之後的事情。這是談論問題的基礎，抽掉了這個基礎，就沒法進行討論了。
提起文學的“主旋律”，從世界範圍著眼，我們馬上會想到荷馬、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和歌德、雨果等等；從中華民族來看，就會想到屈原、李白、杜甫，想到魯迅。是這樣一些不朽的生命現象。他們作為作家是個性超拔的、才華奪目的。他們不是社會生活的平庸圖解者。他們都有深刻無測甚至是糾纏費解的內心世界。
如上的大藝術家也許是晦澀的，也許有令人不能苟同的主張和見解，甚至更有可能是非常偏僻的思維。但他們是真正的多樣化，也是真正的主旋律。剔除了他們，我們將無法談論文學，無法進入那個時期的文學曆史。
我們要從事真正的主旋律寫作，就是像他們一樣關切自己的時代，與自己的時代構成那樣的關係，一句話，就是學習他們那樣做人和作文。我們如果稍稍將自己的創作活動簡單化概念化，也就走到了文學的反麵，也就事與願違，不能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
在山東
說到底，還是土地決定了作家作品的性質和色彩。我們生活在山東，而山東就不是山西，不是江南。山東指太行山以東。戰國時以函穀關為界，西邊是秦國，東邊就是山東六國。至於山東與西部，就是今天的陝西那裏，差異就更大了。實際上僅是山東境內也非常複雜，有魯中魯西魯南，還有膠東的大海。
山東作家，就是太行山東邊的作家。我們理解了自己的地理位置，有個地理坐標，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不同。山東作家盡管是各自不同的，但作為大山東邊的作家，大家全是這當中的一員。我們的局限可能在許多時候是相似的，優長可能也有些相似。
我們既然身在其中，那麼怎樣從整體上評價自己這個群體、認識這個群體，似乎也非常重要。山東作家在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必說，我們這裏隻說當代作家。每個人對這些作家的評價和理解不可能是一致的，這也正常。但是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越是評價當代事物、離我們切近的事物，就越是需要冷靜。因為人性有個共同的弱點，就是很容易讚同和承認離我們較遠的人和事。比如說讓我們去極大地肯定和頌揚外國的、古代的作家，我們是不會吝嗇言詞的，這時候我們心理上不至於失去平衡。排斥和輕視離自己較近的人和事、自己身邊的學術和藝術，這已經是屢見不鮮的現象。說到底這是人性的弱點。
反過來說，對於本地區作家的偏愛也會有，而且從來都有個“自視甚高”的問題，這就是情感作用了。好在就我所見，我們這些年來談山東作家的不足、談他們的事事不如人，已經談得太多了，所以暫時不必過於擔心自誇自大和自吹自擂的傾向。
山東作家人數多，水平齊整，善於思考，手下紮實，其中絕不乏獨立思考的人。從新時期開始的傷痕文學算起，這裏就有先鋒人物，有代表性作家。關於改革開放以來的道德危機、商品經濟下的倫理問題，山東作家也是最早投入思考和表達的，並寫出了代表性和標誌性的作品。在整個的現代主義藝術潮流中，在關於文學本質的探求上，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文體實驗中，山東作家都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他們不僅沒有落伍，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新時期文學中變革最巨、最為敏感和激進的一個組成部分。
平心而論，比較起來，山東作家當中較少浮淺的模仿者，較少惡俗的文學發泄主義和極度的商品化傾向。他們在各種思潮的激烈衝蕩之中表現得較為冷靜，有自己的沉著選擇和應對準備，有自尊心。這是山東作家最為可貴的方麵，從一個時期藝術和思想潮流的大格局來看，可以說顯示了非常了不起的品格魅力。
從另一方麵看，山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祥地，其文化母體過於強大，又在一定程序上限製了山東作家，影響了他們想象的飛揚。他們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排它性，在麵對新的文學思潮和藝術思潮時，很容易變得過分挑剔。這事實上既是他們的強大，也是他們的不足。不自卑，不固步自封，勇於麵對商品經濟社會，這大概應該是山東作家思考的方向。
思考自己的局限和不足永遠都不會是一句多餘的話，所以在談到這個方麵的時候，許多人的話太多，沒有節製，而且最後終於搞成了一些套話。
文學經濟
市場經濟不是我們選擇與否的問題，而是一種客觀現實。所以文學在這種社會前提下應該有自己的作為，有新的理解。大家知道，具有最大市場潛力、占有最大市場份額的作品，不一定是我們理想中的寫作，這是不必爭執的一個問題。但現在是要怎樣看待和理解這個市場。
要談市場，就要準確地理解“群眾喜聞樂見”這個提法。因為文學與曲藝仍然還有區別，曲藝大致可以那樣講，文學就不能那樣簡單。文學由於它自身的複雜性、它本質上的高雅格調、它獨立內在的詩的屬性，所以不太可能每一問世便獲得大眾的接受和擁讚；正好相反，立即獲得呼應和歡迎的，往往是那些比較淺顯的創作。顯而易見，文學還多少要講一點耐得住寂寞，講一點自信和自尊，要研究作家與受眾獨特的、辯證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