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陳獨秀與羅章龍(1 / 3)

論說陳獨秀

作者:楊飛 楊劍

作為中共黨史上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陳獨秀與羅章龍相識於北京大學,其後並肩戰鬥在五四運動中。接著,陳獨秀出任黨的總書記,羅章龍作為黨的早期重要領導人與其親密合作,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攜手奮鬥。再往後,陳獨秀因托派問題被開除出黨,羅章龍亦因在反對王明路線中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而被開除出黨。陳獨秀與羅章龍一起經曆了人生中的輝煌,但最終都淹沒於曆史的長河。

1917年1月,在蔡元培力薦下,陳獨秀以“品學兼優”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隨即利用蔡元培賦予其北大有關文科的人事和行政權,延聘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學者到北大任教。稍後,對於守舊落後的北大文科各項製度,陳獨秀還果斷地實施了一係列大刀闊斧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其努力下,封建頑固派在北大設置的種種思想文化禁區被衝破,一個新鮮活潑、民主自由的新天地出現在北大校園內。

1918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陳獨秀與羅章龍相識了。以此為開端,陳羅兩人相交多年,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演繹了一段傳奇。

羅章龍原名敖階,號文虎,字仲言,1896年11月出生於湖南瀏陽,一生曾用過縱宇一郎、滄海、無我、柏格森、景雲、彼得羅夫等十餘個筆名和化名。羅章龍天資聰慧且喜好交友,1915年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時,便與同在長沙就讀的毛澤東結為好友。在毛澤東影響下,羅章龍逐漸傾向新思想、新學說。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和蔡和森等12人共同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時,他也是發起人和學會的領導者之一。稍後,學會采納何叔衡的建議,公推羅章龍等人求學日本探尋報國之路。孰料,待羅章龍抵達上海欲前往日本時,日本發生迫害華僑和中國留學生事件,留日學生紛紛罷課並派代表回國請願,羅章龍了解實情後,立即改變赴日計劃,毅然返回湖南。雖然此次東渡未成,但羅章龍卻帶回了在上海影響極大的《新青年》雜誌,使新民學會接觸到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進步思想。也從此刻起,羅章龍在心裏開始對陳獨秀產生傾慕之情。

8月15日,本著追求新思想、新知識的理想信念,懷著對科學與民主思潮彌漫的北大校園的向往,羅章龍和毛澤東、張昆弟、李維漢等“新民學會”同仁10餘人,離開長沙前往北京。19日,曆盡艱辛的羅章龍一行安抵北京。稍後,羅章龍便憑借紮實的基礎知識考進北大,入文學院哲學係德語預科學習。

當時,羅章龍班上的學生德文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因為是外交人員的子女,在德國生活過,對德文較為熟悉;有的曾在青島大學學過德文,也具有一定的德文基礎;還有一些是像羅章龍這樣的,隻在中學學過一點,對德文較為陌生。由於水平不齊,同學們的學習進度也不一。本著陳獨秀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的校風,按照其製定的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的原則,大家經過商量,決定由三種類型的學生各推一名代表,向文科學長陳獨秀反映問題,請其出麵解決。

為一睹傳奇人物的風采,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代表競選。最後,在民主推選下,羅章龍幸運地成為3名代表之一。想著即將見到傾慕已久的陳獨秀,羅章龍激動不已,他很早便從住地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趕往學校,與另外兩位代表會合。經過一路打聽,他們終於找到了陳獨秀在北大紅樓的文科學長辦公室。敲門進入時,陳獨秀正在圈閱一份文件。看到他們,陳獨秀和藹地問道:“你們來幹什麼?”

第一次見到陳獨秀,羅章龍等3人都非常激動,他們先是談了談情況,然後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目前怕是辦不到,現在教員和教室都沒有多餘的。”陳獨秀想了想說道。羅章龍又說:“是否可采取甄別的辦法,部分同學經過考試合格後,可升到本科學習。”陳獨秀當即打斷了他的話:“你們學生是想讀書,還是想早畢業?你們希望早畢業好做官宦?多讀兩年書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辯說:“不是這個意思。再說早畢業進入社會、轉入仕途也不是壞事。”陳獨秀近來正為北大內部守舊派阻撓破壞文科教學改革之事而煩惱,情緒不好,聽到這位代表言及要早畢業轉入仕途,便發火道:“你們根本不想認真讀書。你們平時對社會上的重大問題也不願研究,隻知道考慮個人……”陳獨秀聲調越說越高,語氣失和。見陳獨秀發脾氣了,羅章龍等知道問題不能解決,便趕忙離開。陳獨秀見同學們“諾諾”轉身,不歡而散,不由得心中一軟,便起身送他們到門口。

見羅章龍在3位代表中較為年輕,在申述理由時發言也較多,出門時又走在後麵,離他最近,陳獨秀便邊走邊問羅章龍:“你是哪裏人?”“湖南人,長沙聯合中學畢業生。”羅章龍說。陳獨秀點頭說:“你且留下,我們再談談。”

回到辦公室,陳獨秀問羅章龍:“你說說看,這事該怎麼辦?”羅章龍說:“同學們的意見是合理的,並不過分。沒有教員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責任,可以轉告學校有關部門,讓他們解決!”陳獨秀點點頭。羅章龍繼續說:“同學們要求通過甄別考試,提前畢業,也是正當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說我們都是懷著做官的思想。今天沒有解決問題,大家不會就此罷休。”陳獨秀若有所思,點點頭。羅章龍便告辭了。

回來後,大家果然不同意陳獨秀的答複,經過討論,又派羅章龍等3人再找陳獨秀交涉。這次,陳獨秀答應向學校反映學生分班的要求。但是他說:“提前畢業還要教育部核準。”看到陳獨秀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學生們都深感欣慰。

在這兩次見麵中,陳獨秀給羅章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那平易近人的性格。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都讓羅章龍深為歎服。陳獨秀也記住了這個英姿颯爽、充滿活力的湖南小夥。其後,陳獨秀便多次邀請羅章龍參加他與蔡元培的談話,這就為以後兩人攜手參與五四運動埋下了伏筆。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為改變中國在國際上的不平等地位,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巡警、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條”及換文等正義要求,但都遭到拒絕。北京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準備在這個丟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國人憤怒至極。5月4日,北京大學等13所大專學校的3000多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示威遊行,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由此爆發。

五四運動爆發前,陳獨秀已被免去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被迫離開北大。然而,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他仍然以自己巨大的社會聲望,當仁不讓地擔當了“五四運動總司令”這一角色,為運動呐喊鼓動。而羅章龍先前亦在陳獨秀、李大釗等的影響和領導下,參與並主持了一個以北大和國立八校學生為主的學生會,團結了一批湖南學生成為中堅,此時,這個學生組織便在羅章龍的指揮下,承擔了運動中的宣傳鼓動、組織指揮任務。

當時,在陳獨秀等人坐鎮指揮下,羅章龍、許德珩等北大激進學生帶領著遊行隊伍,高呼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主權”、“廢除二十一條”、“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懲辦北京政府的三個親日派官僚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遊行隊伍由天安門廣場出發,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使館區走去。在東交民巷西口,遊行隊伍受到中國巡捕阻攔,便轉而從東交民巷向北,來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前。看到曹宅裏麵有很多持槍軍警,義憤填膺的羅章龍和其他四五位同學搭成人梯,打開了曹宅臨街的窗戶,並從窗戶跳進房內,打開宅門,放進潮水般的學生,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點燃曹汝霖的住宅,這就是震動全國的“火燒趙家樓”事件。

隨後,針對北京政府逮捕學生、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暴行,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接著,上海等地的工人、商人也紛紛展開罷工、罷市。這場群眾運動遍及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一時間,全國各地形勢急劇發展。鑒於此,為進一步推動運動走向高潮,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對當時中國的內政外交提出了5條具體的要求,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宣言》寫好後,陳獨秀交由胡適譯為英文,並在6月8日夜裏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邊一個專為北大印講義的小印刷所去印刷,隨後他還親自到北京新世界娛樂場、城南遊藝場等處廣為散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