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派出去許久都沒消息，羅章龍心急如焚，很是牽掛陳獨秀的安危，便跟汪壽華一起出來找尋。不經意間，他聽汪壽華說起閘北工會今晨報告糾察隊在東方圖書館附近截獲一穿黃色雨衣的人，羅章龍立即聯想到有人說早上陳獨秀出外時手攜雨衣，頓生疑竇，便偕同汪壽華前往查明事情真相。剛到閘北工會黨團處門外，便聽到裏麵人聲鼎沸，似在議論拘獲嫌疑犯事，羅章龍便跟汪壽華入室問詢。工會糾察隊員引羅章龍等進內，大家見羅章龍至，喧鬧聲立時停止，糾察隊一個小隊長向他們彙報：“糾察隊隊員今早巡邏，在工會附近瞥見一人頭戴雨帽，低頭疾走，問之不答，我等因見他形跡可疑，遂將其拘留。”過了一會兒，兩個糾察隊員帶著一個人來到羅章龍麵前。那人身著雨衣，手拿報紙，三人對視，果然是陳獨秀！原來陳獨秀平日行路時都是文思縈回腦際，不甚注意周邊所發生的事情，故此次對糾察隊盤詰，竟未聽悉，以致被拘。
汪壽華於是佯作鎮定，對隊員說：“你們且散去。”待眾人散去後，汪壽華叫糾察隊隊長至近前，與其密語道：“此人乃我娘舅汪先生，昨日方從外埠來此，初到上海，路道不熟，又不諳本地語言，竟遭誤拘，我送他回去。你們以後巡邏仍應著今日的做法，認真盤詰，不要疏忽怠意！”糾察隊長聽後信以為真，便深表歉意，告辭而出。於是羅章龍、陳獨秀、汪壽華三人一同往中央辦公處回走。待其到達後，開會時期已過，又到了吃飯時間，便一同進餐。進餐時，汪壽華詼諧地說：“今番仲甫先生總算又被拘囚一回，照次數是第三回了。”陳獨秀說道：“這不算是一回，何況是被自己人拘留，勉強計算，隻能算作半回吧。”羅章龍聽後哈哈大笑。
四
雖然羅章龍跟陳獨秀是親密無間的戰友，兩人在革命活動中互相支持、互相勉勵，但在一些問題上，出於對黨和革命的忠誠，兩人也曾有過一些爭吵。
還是在第一次中央擴大會議上，負責北方書記部的羅章龍說：“北方工人運動範圍甚廣，工作繁難，最好另由中央選派經驗較豐富的同誌前往負責。”陳獨秀聽後麵有怒色，他說道：“你說誰有經驗？大家不都是一樣！你不做誰做？你回去做，有什麼為難的地方來信，大家商量，必要時，以後可補充人員。你不要舍近求遠，應把讀書計劃全部放棄，再來向我講話。”羅章龍又提出調山東支部書記王盡美到北京，加強北方工作，但山東不同意。最後還是在陳獨秀的提議下采用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將山東書記部與北京合並，調王盡美到北京。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設計將中山艦調出廣州，隨後又以該艦未接命令擅自移動為名誣其陰謀暴動，隨即下令逮捕該艦艦長、中共黨員李之龍，並展開一係列的清共行動，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中山艦事件”。事件發生後，蔣介石見蘇聯顧問鮑羅廷對他很是寬容，遂變本加厲，陰謀組織黃埔實力派以營植私黨，排斥異己。他借口黃埔軍校政治教官高語罕（共產黨員）有譏訕蔣介石言論（蔣說高曾向黃埔學生演說，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廣州的段祺瑞），逼高辭職，高遂於5月25日被迫離開廣州。當時，羅章龍等均主張就此事件向蔣介石提出抗議，但時任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認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山艦事已吃大虧，高語罕問題比起來還小，不應堅持，他指示高語罕撰文辟謠。羅章龍對此極為不滿，他曾當麵批評獨秀此舉屬畫蛇添足，兩人激辯許久，最後不歡而散。
翌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再次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羅章龍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後，時任中共武漢中央局委員、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宣傳部長的羅章龍，受中共湖北省委所托，向中央提出防範汪精衛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幾點建議。
在隨後為此事而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羅章龍先是說明了提案理由與內容，並重申中共湖北省委全體成員的決心，請求中央迅速做出相應的決定，成立行動機構，統籌一切，立即付諸實施。他一再強調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稍縱即逝，認為“全黨應萬眾一心，破釜沉舟，力戰克敵”！羅章龍言畢，多數中委紛紛發言附議湖北省委方案，均認為目前舍此以外別無良策。但國際代表羅易與鮑羅廷卻認為：“省委建議與國際曆來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務是加強團結左派，千萬不能鬧分裂。”最後陳獨秀發言，他認為湖北省委行動方案危險性極大，弄得不好，會招致一敗塗地。陳獨秀引用國際決議說：“新軍閥（指蔣、馮）屠殺工農，但他們仍反對北方軍閥（八次執委全會決議案）。”他主張：“保存實力，觀察敵人內部矛盾發展，以圖他日卷土重來。”陳獨秀堅信敵人陣營決不會穩定，中共隻要保有相當政治、軍事、組織力量，就可以選擇作戰機會，乘時推動革命向前發展。
此時會場上雙方展開激烈辯論，互不相讓。正在爭論難解的時候，國際代表說，此案關係重大，今天難作決定，會議暫停，以後當慎重考慮，從長計議。按照中共中央會議以往慣例，國際代表和書記實際上都擁有否決權，遇到紛爭難決的時候，往往他們片言可以息爭。所以在這次會議上，湖北省委的建議未經表決就被擱下來了。羅章龍當場鄭重聲明保留湖北省委意見，於是會議無果而散。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下轄的一個支部，許多事情都要聽命於共產國際，陳獨秀在會上的發言也存在很多言不由衷的成分，羅章龍能體會到陳獨秀的艱難處境，因此並沒有責怪他，隻是暗自歎氣，嗟歎不已。
時隔不久，汪精衛果然在武漢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瘋狂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至此全麵失敗。隨後，陳獨秀也被解除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再往後，陳獨秀又因其所謂的托派問題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跌入人生的低穀。
羅章龍則先是擔任中共湖南省行動委員會執行委員，參與秋收起義領導工作。接著參加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的擴大會議，任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和全總黨團書記。1928年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並擔任中共六大的副秘書長。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為反對危害中國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權，他聯合30餘名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誌書”、“致共產國際信”和反對開除陳獨秀黨籍的聲明。羅章龍等因此被當成“托（托洛茨基）陳（陳獨秀）取消派的積極支持者”，被解除中央委員職務並永遠開除黨籍，“非委”大部分成員被出賣給國民黨而遭到捕殺。羅章龍輾轉逃生後，先後在河南大學、西北大學、湖南大學等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轉任湖北大學經濟學教授。1979 年起，調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副部級），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而陳獨秀被開除出黨後，他仍對這位昔日的好友念念不忘。一次，在同彭述之等托派分子開會時，陳獨秀還曾無限感慨地對濮德治說：“聽說羅章龍在河南大學教書，你去一趟鄭州，看看羅可願意出來，我們一起合作還可以幹點事。”隻是聞聽去鄭州回來後的濮德治說羅章龍致力於教學，無意再搞政治活動，陳獨秀才悵然作罷。
羅章龍也時刻記掛著老友陳獨秀。抗戰爆發後，陳獨秀落寞客居江津，生活艱難，羅章龍聽說後心酸不已，他硬是從自己微薄的工資中擠出了一點錢，購置了些衣物，打算寄予陳獨秀。無奈戰爭頻仍，郵路不暢，隻好作罷。1942年5月，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於四川江津鶴山坪。噩耗傳來，羅章龍悲憤難抑，揮淚寫下悼聯：“半生革命，半生著述，血幻曇花，終有令名垂宇宙；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塵生滄海，更無同國覓宗師。”失去摯友的痛苦之情，躍然紙上。後來，羅章龍竭盡心力著成《羅章龍回憶錄》一書，成為研究陳獨秀的重要史料。1995年2月3日，在陳獨秀去世後的第53個年頭，羅章龍亦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責任編輯：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