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黃山河一直在假裝為難、假裝真誠，應對這類事，他可在行了，說的句句都是毒點。農民工維權，始終都是個大難題。房產開發商將工程交給建築商後，建築商往往會對工程進行層層轉包，一旦發生欠薪事件，便相當於產生了許多訴訟的主體。而這些承包商通常會展開“踢皮球”，造成長時間的拖延，使農民工的維權成本持續升高。
此外，由於農民工的流動性強和層層轉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簽訂有效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少之又少。許多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的農民工並沒有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解決勞動糾紛的取證十分艱難，律師們最後甚至隻能將農民工的工資表、考勤記錄當作間接證據呈給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贏官司，前期取證調查需要的時間實在太長，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結，維權事件啟動後也還得要走完包括強製執行的14個程序，麵對繁雜的程序，許多農民工會失去耐心，因而采用了別的方法——這就是花式討薪背後的真正原因。
這些，劉揚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黃山河道：“這個黃經理多慮了，無論是在協商階段，還是以後可能走向法庭，我們都將用集體訴訟的模式來處理這個案子。”
所謂的集體訴訟，也叫代表人訴訟，是指多數成員彼此間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數過多致無法全體進行訴訟，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利益起訴或應訴。
除了首席原告外，其他受害者都不需要直接參加訴訟，甚至都無需知道有這樣一個訴訟案的進行。一旦賠償額確定，各個受害人都會按照比例得到賠償額。並且，任何不願參加集體訴訟的成員必須親自申請退出，否則就算是自動參訴。這樣打一個官司，就不需要很多人參與，律師隻需要和首席原告交涉就可以了，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協調成本。
這些專業名詞，岑宇桐當然不太懂，所以昨天晚上，她做足了功課，特地去問度娘惡補了下，才勉強過關。而黃山河卻是很明白得很，聽到“集體訴訟”這四字，眉眼動了動，問道：“可是這首席原告……”說著，看了看付通兩眼。
付通回瞪了黃山河，而劉揚帆則認真地回答：“付通當然不是首席原告，他連原告都不是。”他頓了一頓，說：“他是被告，並且將與中海公司和天啟房產一同成為被告，就工人們的工資承擔連帶責任——如果最終走入訴訟程序，我們就將這麼辦。至於你在意的首席原告，由富貴或是阿芬擔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