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特裏薩姆姆在幫助安德烈神父轉會的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全名叫“特裏薩修女國際合作會”同工組織，姆姆的老朋友安布萊克負責該組織的一切事務。實際上，這個組織在1969年才獲得教會的正式批準，但在獲得批準之前，它已經發展得非常完善了。
同工組織的成員既有天主教徒，也有基督教徒還有一部分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他們來自全世界各個地方；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還有孩童；而他們各自的身份迥異，社會地位、文化背景以及人生際遇也都不同。但有一個驚人的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都願意效仿特裏薩姆姆的犧牲精神，都願意將自己奉獻出來。
嚴格地說，安布萊克女士是姆姆的第一個同工。她早在很多年以前就與特裏薩姆姆合作過。那時，印度尚未獨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安布萊克陪同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丈夫到加爾各答任職，沒過多久，她和姆姆之間的合作就開始了。
同工就是合作者的意思，所以也有人稱他們為“協助會員”，還有人稱他們為朋友。有一天，法國的一個團體給自己的組織，取了一個他們以為很好的名字“特裏薩修女之友。”當他們興致勃勃地拿著這個名字去請示姆姆時，姆姆當場就否決了他們。姆姆說：“我需要的隻是幫助窮人的助手，絕非嘩眾取寵的擁戴者。”
姆姆對同工的要求很嚴格，假如隻是把奉獻掛在嘴上，而不去腳踏實地的做工作，姆姆是不會給予他“同工”的頭銜。同工沒有任何報酬，甚至連證件都沒有。成為同工，就意味著要無私地犧牲和奉獻。據統計，到了1976年，合作會就已經發展到了22個分會，包括印度、英國、法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德國、比利時、丹麥、西班牙、加拿大、美國、秘魯、澳大利亞、委內瑞拉、菲律賓、新加坡等國；據不完全的統計，到了1980年，全世界的同工人數就達到了13.9萬人。有一位西班牙的聯絡員說：“很多人做著同工的工作，卻沒有登記在修會的記錄裏。”
讓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幾個關於同工組織的小故事吧。
高蘭勃朗是荷蘭協助會的聯絡員他在接受采訪時說：“特裏薩修女第一次跟我談話時的情形，我曆曆在目。當時我對她說：‘我是一個新教徒，我不會改信天主教，我不能接受教皇和聖母。’姆姆卻是這樣回答我說：‘沒有聖母瑪麗亞，就沒有耶穌。’後來她又寫信給我，又一次談到了這個問題。她說：‘希望你會越來越愛聖母。請在您心中保存耶穌的喜悅，讓他成為您的力量，期待著有朝一日您能愛聖母，就像耶穌愛聖母一樣。因為聖母賞給我們耶穌，才使我們有了喜悅的原因，所以，聖母也應該成為您喜悅的原因。’”
最後，高蘭勃朗對記者說：“從那時候開始，諒解一直在我心中增長，我要為合一祈禱。”
“合一”，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合一。盡管這兩種宗教有很多多分歧，卻擁有相同的一主、一信、一洗、一本聖經。可以說，它們是一個樹根上長出的兩棵樹。
由高萊，喬治神父發起法國的協助會，人數非常多。高萊神父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他不僅在法國發展會員，還把這個工作擴展到了加拿大、比利時、盧森堡和瑞士的一些地區。他逝世後，年輕的達勞·吉星神父以同樣的熱情接替了他的工作。達勞·吉星非常聰明，他總是別出心裁地在他編輯的雜誌的封底，印上一些這樣的文字：
修女，我給你寄去525法郎的彙票。事實上，這相當於我一個月的午餐費。我不吃午餐，隻希望能夠用我的節食，來幫助那些饑餓的人。我認為，我有神的保佑，擁有健康的體格，我完全可以節食。下個月我將給你寄去同樣數目的錢。
修女，我把這張小票彙給你。我原本計劃今年冬天買一件大衣。經過一番斟酌後，我決定不買了。我覺得我現有的這件大衣再穿一兩年應該沒問題。這張彙票的款項就是我那件新大衣的款項。
……
作為協助會的國際聯絡員，安布萊克女士必須每年向同工們公布一次簡短的工作報表。其目的就在於：提醒同工們不要沉浸在過去的榮譽裏。而要開展更多更有效的服務，好讓更多的窮人得到幫助。
在安布萊克女士工作報表中記載著這樣的一個事例，事例發生在丹麥。
編織鋪蓋和羊毛套衫的工作，使散布在全國的孤獨病患者和年邁的男女，得以相互認識，並且他們合作的非常親密而又愉快。他們中的有些人，原本互不往來，共同的奉獻使他們成了朋友。那些病人和老人，以及寄居在收容所裏的人，一直過著孤苦的黑暗生活，現在他們團結在了一起，並且都找到了生活的意義和亮光。就連那些住院的病人，被拘禁的失去自由的人，也對編織也產生了興趣。原本來隻是為了幫助窮苦的兒童，現在卻同時發現自己竟然也擺脫了個人的難題。
分布在全國的250座學校也參與了這項合作。很多兒童和求學的青少年也因此了解到了印度和孟加拉窮苦兒童的生活狀況。為了幫助他們，這些孩子甘願做出個人犧牲，並體會了給予的喜悅。
正是因為這些參與者的犧牲和奉獻，我們才能夠把1219床被子和2344件羊毛套衫寄往了加爾各答、孟買和達卡。另外，我們還給印度和孟加拉寄去了190聽奶粉，320萬顆維生素丸，還為那裏的窮苦兒童送去了178850公斤完好的食品。
下麵，是世界各地的孩子們奉獻自己的故事。
在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各種學校裏，學生們每天節省一部分或全部的零用錢。然後集中起來寄往印度。這種節省零用錢的捐助行動，甚至成了西班牙的中小學生們的一種習慣。
在日本：有一位日本的同工在讀了有關印度兒童的報道後，對他的兩個孩子說：“盡管我們不是很富裕，而且受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的影響，家裏比以前更拮據了。但至少我們還能擁有豐盛的一日三餐。報道裏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那我們完全可以把麵包分給比我們更窮的兄弟。”這個日本同工有兩個兒子，一個8歲，一個5歲。8歲的兒子當即提出：“為幫助印度窮苦的兒童，以後我們每周3次不吃飯後水果。”他的提議立馬得到了全家人在讚許。
在法國：一些法國的孩子，捐助的目標非常明確，他們要把節省下來的零花錢，用來貼補特裏薩姆姆的旅行費用。他們認為，姆姆經常在世界各地的奔波，而且旅程也越來越遠，勢必需要很多錢。盡管世界各大航空公司踴躍地贈送機票給姆姆，大大地縮減了姆姆的旅行經費，但這些法國孩子的義舉仍舊在進行。
在丹麥；丹麥有一個專門的兒童協助會，負責日常工作的聯絡員說：“10年來，我們在不停地把包裝好的奶粉箱和維生素丸送往了印度。我們每個月都要送320箱奶粉和20萬粒維生素丸。這些東西都是丹麥的各個學校的學生們主動捐贈的。”
在加拿大；加拿大的中學生們創辦了一個叫“噸計戒食會”的組織，他們規定自己在不同的日子裏，強迫戒食24小時，以體驗印度窮苦孩子忍受饑餓的痛苦。再用禁食節省下來的錢，定期購買一噸食品運往印度。這種虔敬的做法，使姆姆深受感動。
在巴西：一個15歲的男孩，偶然間讀到了一本寫特裏薩姆姆的書，於是決定效仿這位聖者，把自己奉獻出來。因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他還無權把這一切都獻出去，所以，他決定每年獻出他一個月的所得。他說特裏薩姆姆的窮人比我更需要錢。’
在印度：加爾各答有一個4歲大的孩子。他聽說姆姆沒有糖了，就對父母說：“我願意3天不吃糖，把這些糖都給特裏薩姆姆吧。”他的話不僅使他的父母感到震撼，更使姆姆感到慰藉。姆姆說：“你們看，一個4歲的孩子，就已經懂得分享，就已經知道與我們共同承擔責任。盡管這些糖幾乎起不了什麼作用，但關鍵的不在於他給予的多少，而在於，他在給予的過程中投入了多少的愛。”
在奧地利：有一群奧地利的初中生，在知道特裏薩姆姆的故事後，給姆姆寫了這樣地一封信：
可愛的特裏薩姆姆：幾天前，有人在課堂上談起了您，並給我們放映了關於您的幻燈片。於是我們了解了加爾各答人們的窮困，以及你對他們所做的一切善舉。你告訴我們：富裕並不能使人獲得真正的幸福，愛上帝，愛耶穌——愛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你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願意效法你，並支援你。我們願意在我們周圍施予上帝的愛。使別人認識上帝，並愛上帝。我們送上小小的禮物，並借此向你證明：我們是那麼的敬仰你。我們為你和你的協助會員祈求服務人群的力量，和更多的耐心與喜悅。我們在祈禱中紀念你，同時祈求上帝施予你更多的祝福。
在美國：有一個美國的小孩子，歪歪斜斜的寫了幾個大大的字給姆姆，信中說：“特裏薩修女，我非常愛你，我把零用錢捐給你。”信封裏還裝有一張3塊錢的支票。姆姆說：“一看他的字，就能知道他有多小。”
在英國：倫敦有一個小女孩，她提了滿滿一袋子的一分錢硬幣，來到仁愛傳教會的門前。她對修女說“這些給窮人。”她並沒有說這些給修女，而是說，這些給窮人，可是孩子的愛心是多麼清澈啊。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西方媒體披露了一份驚人的統計資料：印度有6億居民，隻有2.47億人生活在貧窮的水準以上，其中隻有1000萬人口能夠汲取到足夠的營養。幾乎是大多數的印度兒童無法逃脫的宿命，就是死於饑餓。而每年死於營養不良的兒童，就高達50萬之多。大約有60%的印度兒童成長緩慢，或者發育不良。
於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的很多學校都興起了一種有規律的捐款活動，並按季節把所捐款項寄往印度。有很多的學校都參與了這項活動：英國有96所，法國有120所，奧地利有10所，比利時有13所，丹麥有110所，西班牙有14所，美國有250所，加拿大有70所，荷蘭有95所，印度有14所，愛爾蘭有250所，盧森堡有9所，意大利有10所。
孩子們天性純潔，光明清澈，他們的本性還沒有被這個世界的塵埃所汙染。因此他們完全理解，特裏薩姆姆和她的修女們為窮人所做的一切，有多麼美好。他們的善良和慷慨，更使得支持特裏薩姆姆事業的捐贈達到了頂峰。
現在，不少仁愛傳教修女會會所的建築上，都刻寫著這樣的字：丹麥兒童捐助、美國兒童捐助、西德兒童捐助等等。
印度教有一句話說：“假如你有兩個麵包，那麼，把其中一個送給窮人，再把另一個賣掉，然後去買幾朵風信子，也讓你的心靈飽餐一頓。”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顧問，神父喬利說：“特裏薩修女有一股要為全世界服務奉獻的熱望，從她的身上可以找到聖保羅的影子；聖保羅就像這樣地四處奔波……渴望前往世界各地傳播基督的福音。”
1971年時，特裏薩修女年屆61，這是大多人想要退休或放慢腳步的年紀。不過特裏薩修女的工作行程仍然十分緊湊，她還前往飽受戰火摧殘的孟加拉共和國。這個小國麵積等於美國威斯康星州，人口卻排名全世界第九位。孟加拉原為巴基斯坦東部地區，於1971年宣告獨立而引發內戰。內戰爆發後，超過300萬條人命喪生。
到了1972年，東巴基斯坦獲得獨立，改國名為孟加拉共和國，但仍不免被國際間視為一個“缺了胳膊斷了腿”的弱小國家。由於政治紛爭而湧入的大批難民，使全國到處呈現殘破悲慘的景象。村落之間彼此爭鬥不息，再加上食物的短缺，使數千人陷於饑餓中掙紮。更讓人悲痛的是，已有20多萬名婦女遭到進駐境內的軍隊強暴。而依當地習俗規定，這些遭強暴者應被逐出家門或遺棄，因此在極度絕望之下，許多受害婦女隻得選擇自殺一途尋求解脫。
對孟加拉共和國所陷入的危機，特裏薩修女和仁愛傳教修女會也做出了回應，成為是國際間第一個進入這個受災國的援救者與守護者。她和修女們立即展開工作，忙於埋葬死者、看護傷患、安慰他人，將許多少女藏匿起來，免得她們被境內的士兵擄掠。特裏薩修女著手為棄嬰們安排海外領養事宜，有好幾個歐洲國家的人民都樂意伸出援手。她希望這些善舉能稍有助於消除逐漸席卷整個孟加拉的仇恨循環。及至後來，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孟加拉共增設了4個分會，再一次證明了她們是如何用愛心去實地從事艱苦的工作。
當印度總統吉裏讚揚特裏薩修女“自由的靈魂，超越所有種族、宗教、主義信條和國家的屏障，在充滿了戰爭和仇恨的苦難世界，特裏薩修女的存在和她所做的一切，為全人類的未來帶來了新的希望。”
但是還有一處地方更切合“充滿戰爭和仇恨的苦難世界”的說法，那就是中東地區。
1970年，仁愛傳教修女會在這個動蕩不安地區成立第一所分會之前，中東已經爆發過3次戰爭，以色列和不承認猶太人建國具合法地位的阿拉伯國家也不斷發生摩擦。1970年7月，仁愛傳教修女會的5位修女在約旦首都安曼設立了據點，以救助在1967年“六日戰爭”後蜂擁逃入安曼的許多難民。
在“六日戰爭”的衝突中，以色列人占據了約旦河西岸；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人逃到其鄰國約旦，使約旦的經濟頓時陷入緊張狀態。由於擔心政治局勢會劇變，特裏薩修女陪伴幾位修女在安曼停留了6個星期。不過，就在她離開約旦後不久，內戰隨即爆發；在戰事漸歇、局勢恢複平靜後，修女們便開始照料那些傷者和流離失所的人。
1967年的這場戰役給加沙走廊帶來了數十萬名的難民。加沙走廊位於以色列以及埃及間的西奈半島東北角。特裏薩修女和仁愛傳教修女會在1973年，也就是充滿血腥的“贖罪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展開了她們在加沙地區的工作。她們所進駐的地點，因一名天主教神父遭人殺害而全部人員撤離該處，但這件事卻對特裏薩修女一點也沒有影響。
特裏薩和一群年輕的印度修女迅速地在該處設立了一所分會，幫助避戰火而逃到加沙走廊的38萬名阿拉伯人中的一部分人。這些因戰亂而逃到加沙走廊的難民，已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修女們為他們提供了庇護所及醫療照顧，並擔負起教育兒童之責。
在阿拉伯半島的彼端，則是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小國也門。該國政府設立了一所大醫院，但因缺乏受過訓練的工作者而無法展開作業。因此也門的官員邀特裏薩修女和她的修女同伴們前往該醫院工作。可惜的是，仁愛傳教修女會有一條會規，規定修女們不能為任何一所機構做事。所以，特裏薩修女委婉地拒絕了，但是她表示若是也門有任何需要幫助的窮人，她們還是會前往服務的。於是也門總理發出正式的邀請，緊接著展開找房子、請來神父、組織工作團等必要的基礎作業，1973年8月22日正式展開服務工作。
當也門政府頒授特裏薩修女“榮譽之劍”表示對她的感謝時，她感到很有趣，事後她驚呼道：“竟然給我一把寶劍！”
這個工作團設立了一間診所，一所窮人收容所，和專為心智殘障者而設的收容所。她們並沒有在當地傳布天主的福音，但是她們在也門伊斯蘭教文化的環境中活出自己的信仰。據特裏薩修女表示，仁愛傳教修女會比較不那麼關切在各地增加天主教信徒的人數，而更關切如何導引當地人按其本身宗教信仰盡其所能為善。
一位天主教修女和她的修女團能受到伊斯蘭教國家的邀請，確實是一項驚人的成就。仁愛傳教修女會在中東地區還鎖定了更多的分會設置地點，包括埃及的開羅。修女們在開羅為撿破爛為生的人服務；這些撿垃圾的人有男有女，也有孩童，他們完全是靠搜集、過濾並變賣別人不要的東西過日子。這些開羅市窮人中的窮人，就住在垃圾場。
特裏薩修女遍及世界的愛，讓世人的目光開始轉向她身上。她並不喜歡出名，但是她不拒絕任何出席會議或接受贈獎的機會，因為她可以借機告訴世人關於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一切，以及修女會所從事的工作。雖然她心地單純，但並不至於天真到不清楚傳播媒體的注意將會給她的工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力。她希望借著報道窮人的善良及照顧窮人的必要，透過媒體，盡可能幫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