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做太子時，曾提醒宣帝，認為他執法太嚴，有損政權。但宣帝卻嚴肅地說：“我漢家霸道、王道都用，怎麼能隻用德治來危害政權呢！”由此言可以看出，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采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高興，擁護漢高祖紀律嚴明。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處方麵講。曹操的軍師郭嘉勸曹操適用嚴法時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鬆，袁紹卻以寬鬆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如果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袁紹在這方麵的偏頗，上下就知道遵章守紀了。”所以法製運用得當是有利於國家政權的穩定的。
那麼，以法治國的“法”的尺度該如何把握呢？
《左傳》認為：“政策寬鬆，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嚴厲的法令來糾正；可是太嚴厲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劑嚴厲，用嚴厲來調劑寬鬆，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認為：“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則說；“治理新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
由此可知，治國之法寬嚴的尺度應因時製宜，因事而異，嚴刑峻法和寬鬆的政策交替施行，偏輕偏重都可能危害政權。
霸主用權勢來控製士人、以信譽結交士人、以賞罰來使用士人。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不明，人才就會離去。
英明的君王同樣會采用霸主以德治人的方法，但還要輔之以法治，二者相辦而行，從而贏得天下。此論有例可證：
例1：《左傳》說：楚國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宋派使者去晉國求助。晉文公立即召集群臣商量對策，討論是否予以救助。晉名將先軫說：“報恩、救難、立威、稱霸，就看這一次了。”晉文公的舅父狐偃分析楚國的形勢後說：“楚國剛剛得到曹國，最近又從衛國娶妻。現在如舉兵進攻曹、衛，楚國一定會分兵援救，那麼齊、宋就可以解圍了。”
於是晉國組建三軍，依狐偃之計，逼使楚國撤兵了。
例2：文公回國後開始致力於教育民眾。次年就想打仗。子犯阻止說：“晉國戰亂多年，人民還不知道什麼是義，還沒有安居樂業。因此，現在不是征戰的時機。”於是護送周襄王回國複位，又積極為人民謀利益，人民開始關心生產，安於生計，生活漸漸好了起來。見此，文公覺得可以用兵了，子犯又說：“民眾還不知道什麼是信，應該向他們宣傳信的作用，要建立一支講究信用的軍隊。”於是文公開始征伐原國，承諾三天內攻不下來就撒兵。三日後，原國未被攻破，晉文公真的信守諾言，退兵三十裏，用事實向民眾證明他的誠實和信用，民眾深受感召。從此晉國的商人做生意都不再一味謀求暴利，而是明碼標價，全國形成了講信譽的好風氣。
見到國家風氣如此之好，晉文公說：“現在可以出兵了吧？”子犯又說；“人民還不知貴賤尊卑之禮，沒有恭敬之心。”於是文公用閱兵來表示禮儀之威嚴，設置執法官來糾正官員的錯誤。漸漸的，人民開始習慣於服從命令，不再有顧慮重重，於是開始訓練他們打仗。城濮一戰，大獲全勝，楚國被迫撤兵穀邑，宋國之圍順利解除，這一戰使晉國稱霸於諸侯國中。這都是晉文公善於用仁德、政令教化民眾的結果。
所以說，君王治人的根本就是法治與德治，這同樣也是為君者治國的根本。二者相伴而行，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天以陰陽二氣構成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這是君者執政成功的唯一方法，不可偏用其一。
在曆史上各個君王中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並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隻有秦用刑法暴力治國。
如果總結古代君王治理國家的政治，可分為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強權之政三類：王者之政，靠的是德育；霸者之政則依靠的是刑法的威力；而強權之政，則是靠暴力酷刑。在具體執行時，當德育不能發揮作用時就用刑法強迫，當刑法作用甚微時就用暴力鎮壓，當暴力鎮壓也不起作用時，則采用大肆的屠殺。這一步為君者都不願看到，因為這很可能會危及到國家的存亡。
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從前秦始皇棄仁義而用暴力，雖然可以吞並六國，統一天下，然而守成就不行了。”這就是片麵運用刑法治國的弊端。
綜上所述，君王在治理國家時，要經常警醒自己實施仁政，慎用法令，用德治教化民眾，用法治規範民眾的行為，二者兼而施之，使百姓能有所依從，各得其所。
四、悲劇君王悲在何處
曆代君王，為什麼有的能使國家興盛，自己也萬世流芳，而有的卻使國破家王，自己臭名遠揚呢？以南北朝時的宋齊兩代為例，這一時期被廢的國王共有五個。這五個廢君都是因驕淫狂暴或被殺害或因國破而流亡。難道他們是生而本性就凶頑，才自取其禍，被上天拋棄，喪失大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