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國之風：把奢侈當作繁榮，把驕縱當作高貴，以放任為開明，將遵守禮義的人稱為頑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認為固步自封。這是國家荒淫無度的表象。
叛國之風：認為苛刻是精明，把牟取私利當作公務，把宰割老百姓當作本事，把溜須拍馬當作效忠。這是國家叛亂的表象。
危國之風：君、臣上下隔閡不斷，朝廷內外相互猜疑，小官爭先恐後討上司的歡心，大官之間爭奪權力。這是危國之風，是國家危亡的表象。
亡國之風：上級官員不深人民間體察民情民意，下麵的群眾也不向上反映意見，上麵怎麼說就怎麼辦，國家的法律形同荒廢，概不執行。這是危國之風，是國家滅亡的表象。
這九種不同的風氣，預示著國家九種不同的命運，為君者在治理國家時如果能營造出國家大治的風氣，於君於民都是好事。
尹文子對國家風氣的治理，曾有過如下描述：“國家貧困衰弱，國王的權力削弱，大臣的勢力增強，這就是亡國的征兆；宮廷內沒有專寵一人的現象，朝廷裏沒有寵幸的弄臣，家族人丁興旺，長幼有序，這是國家昌盛繁榮的標誌；農事活動適時，糧食儲存厚實，軍隊精銳，疆土治理得很好，這是強國的特征。”
文子又說：“動亂的國家看上去很熱鬧；安定的國家看上很空虛；要滅亡的國家好像匱乏不足；圖存的國家好像過剩有餘。其實，空虛不是沒有人，而是因為人人都有工作；熱鬧不是人多，而是都在追逐蠅頭小利；有餘不是財力富餘，是因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場無貨，而是因為人們收人不多，但各種稅賦卻很多。”
由此我們得知，看一個國家的表象就可以知道這個國家的君王是否英明，賢能的君者，其國民也是高貴的，同理，一個無能的君王，絕不會把國家領導的生機盎然。
二、以仁德降服民心
為君者都期望成為一個萬民稱頌，流芳百世的英明君王，但縱觀曆代君王能盛名萬世的寥寥無幾，探察他們成敗功過原因，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就是他們很能做到禮賢下士。為君者常省身能仁義理智，征服人心；善於聚攏人才，明察秋毫，英明決斷。
君王要想管理好臣民百姓，首先要利用仁德降服人的心誌，廣布自己的仁義於天下，臣子百姓自然歸依，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這個道理。
三皇雖然沒有傳下驚天動地的偉大言論，但他們的仁德卻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君王的責任就是探索天地的規律，有言論，有法令，讓天下太平。隻有君臣謙讓，互不貪功，德化四海，百姓才能悅服。古代的君王正是因為做到了降服民心，所以他們在使用群臣時雖沒有那麼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也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君者該怎樣做，才能降服人的心誌呢？其方法是製定以防衰敗的政策，為政清明，鞏固兵甲，不發生戰亂，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國家穩定，人主安詳，群臣進退有序，從而達到美好而無害的大治景象，人心自然歸依。
人心齊，泰山移。臣民若齊心協力，就能轉敗為勝，變劣勢為優勢。
韓信在評價項羽時說：“項羽所過之處，殘害生靈，百姓不順從，就用暴力劫持壓服。名義上是霸主，實際上喪失了天下人心。所以說：項羽的強大很容易衰弱。”後來，果然如此，項羽因失掉了民心，而失去了天下。
諸葛亮在給處於劣勢地位的孫權出謀劃策時說：“荊州的百姓歸順了曹操，實際上是迫於兵勢，並非心悅誠服。現在將軍（孫權）隻要命令猛將與劉備同心協力，一定能打敗曹操。”孫權采納了諸葛亮的意見，最後以弱勝強。
由此而言，人心不服，優勢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說“君者之道，降心服誌也。”
殷、商、周的君王都被稱為明王，他們開創大業，文采風貌雖然不同，但流芳百世的美名卻是一樣的，他們因不斷調整竭力施行適合民眾的禮儀德政而降服了民心，得到了天下。夏代推崇忠誠，人民都講求信義，天下平和，但忠誠過頭了就容易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所以殷商時代，君王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避免了粗野的流弊，得到了百姓的讚許。可是崇敬會產生迷信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治。於是周代的君王大力提倡文治，減少了迷信的發生。然而文治也有弊端：人們會變得虛偽。於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夏商周三代就這樣因循反複，就像以水救火一樣，因時製宜，救弊補偏，製訂出了符合民意的政策，三王的德政因此而得到了天下人的稱讚。
三、德治、法治兼而施之
漢宣帝和光武帝都是有一定作為的君王，都善明察政事，所以有人認為二人的治國之道也是相差無幾。
虞世南卻不這麼認為，他說：“漢宣帝生長於民間，深知百姓疾苦，所以其稱帝後對政務非常留心，對賢良之士予以提拔和重用。但他卻采用嚴刑重法的方式治理國事民風，有失民心。他之所以以嚴刑治國，根源在於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裏。古人雲：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隻會身敗名裂。漢宣帝重用刑罰，是成就霸業的皇帝。漢光武則不同，他是仁義之君，是成就君道的皇帝。這兩個人不能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