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們先對主流話語研究的一分子——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作一文化反思。為此，我們可以把它看做一種話語現象(具有特定、具體的說話人、內容、方式、環境、效果等等)。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該學科的學者在敘述話語研究的定義、概念、理論、方法時，都直接或間接地表明，它們具有一般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可以不分時空地應用；沒有哪一種經典著作或教科書明確地表示，它們僅僅限於英文或歐美文化。其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話語通過跨國壟斷出版公司、大眾傳媒、國際講學和教育、國際會議以及其他以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為基礎的手段，不斷普及和擴散到世界各角落，成為強勢的全球性學術話語(作為一種文化產業，這種話語帶來的經濟利益是毫無疑問的)。同時，東方文化的一些學者接受、認同、翻譯、介紹、再介紹批判話語分析，甚至把它運用於本土文化現象的分析和批判，他們還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渲染、鞏固了該學術話語的文化普遍性，使其全球性更為壯觀。
但是，如果我們從該話語的民族、文化、曆史等語境情況去分析，便會發現它並非泛世或具有文化普遍意義的。比如，理論和方法創造者或其代言人絕大多數是男性、白人；該話語討論的事件、現象、問題主要出現在(英美等)西方社會；該話語所反映的誌趣、視角也隻局限於西方文化。下麵，我們就聚焦於該話語的三個方麵來透視其文化的特殊性。
(一)個人主義
話語分析的主要語言哲學基礎是歐洲的功能語言學以及曆史更加悠久的修辭學。學者們普遍認為，受社會結構(包括社會意識)製約人們的行為(包括語言活動)的影響，富有私欲、善於算計的人類操縱語言，以達到個體或群體的自我目的。換言之，語言是人們用於獲得個人自我目的的工具。這種文化觀、人生觀不易使人看到語言的社會性這個本質特征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對他人的關照。這種歐洲功能主義的語言觀，在更深、更廣的文化、道德精神方麵，又是建立在西方社會所崇尚的個人主義之上的。相反，中國傳統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主要是建立和保持和諧社會關係的工具，是“立德”的手段。這與中華傳統文化所崇尚的“仁”、“禮”、“和諧”和社會行動的政治目標(如“治國、平天下”)等最高社會行為準則與終極關懷形成很大的反差。
(二)二元對立
受笛卡爾二元論的影響，話語研究者往往以二元對立或分一為二的方法看事物，並在兩極化了的事物之間尋求一種簡單、機械的因果關係。因此話語分析工作者往往將話語現象分裂成“語言本體”與“語境”、“語言”與“社會/心理認知”、“言者”與“聽者”等兩極關係，以求對其中一方麵或兩者間的因果關係的認識。但問題在於，這種方式可能導致見樹不見林、揀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後果，忽視事物的錯綜複雜性、辨證依存關係以及事物不斷變化的性質。而這種思維方式正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辨證思維和整體觀相反。根據中國的這種思想，上述關係必須結合考慮，以求全麵、深入的認識。
(三)語言中心論
與上述思維方法緊密相關，話語理論家往往認為可以觀察的語言形式才是意義的真正載體。這與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德裏達的後現代主義一脈相承。因此，大量話語分析實踐的事實表明，話語研究的中心是語言的形式和內容，語境至多是從既定的理論框架中輕描淡寫一下，具體的文化語境往往是被忽略的。Fairclough(1992)試圖通過建立“話語和社會”的反向動力關係(“話語改變社會結構”)來克服二元對立的問題，但終究未能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及其後果。因為在具體的分析層麵，他仍然保留了“不可消解的社會條件”，卻沒有分析後者的理論方法係統，因而研究實踐隻能聚焦在語言形式和內容上。然而，這正與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中的“言不盡意”的語言觀形成鮮明的對比。在中華學術中，因為“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講求超越語言形式，通過“妙悟”、“虛靜”，以獲得“意境”、“神韻”、“道”等等。
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性話語的無限膨脹或“自由競爭”，起碼導致了三方麵的後果：一是它自覺或不自覺地排擠、抑製了第三世界、東方學術的自我發現、發展和創造；二是它因此消解了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合作、創新的可能性和機會，終將使人類的知識更加趨於單一、貧乏；三是這種飽蘸西方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誌趣的話語體係，使已經不平等的人類文化關係及其內在的偏見和無知變得更加持久、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