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愛”字,鼓吹容易,秉持難矣。尤其社會矛盾激化,公平和正義羸弱之時,你一味地講“愛”,連自己都覺臉紅。但你看當下的精神空氣,除了腐爛、虛無和頹敗像灰塵飄來飄去,還充滿戾氣和刀具的影子。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權力基礎是靠暴力革命打下的,政治江山是這樣,意識形態也是這樣,那麼,民間土壤和空氣中,就不可避免殘留這種農藥,染上這種菌群。所以,在條件成熟時,消解鬥爭哲學的任務非常必要,去仇恨化,去敵視性,中國人缺乏微笑,缺乏信任,缺少諒解。而且,我希望中國的文學、藝術、媒介,多重視一下愛,多一點溫暖和光,尤其多一點“無條件的愛”,這不是粉飾太平,因為我們要活下去,沒有愛,世界就是冰冷的,人會被凍僵。

過多的奢談意義不大,若選擇起步點,那就從“法”和“愛”開始吧。中國民間正出現越來越多的公益團隊和愛心組織,這是最讓我欣慰的一個跡象。它們是這個時代的維生素。

[編輯提點] 鄭文龍

近現代中國經曆了史無前例、世所罕見的多次文明轉型,對當下的政經體製與文化精神影響深遠。帝國體製崩潰後舊有的思想資源被新儒家重新發掘整合,試圖由傳統的“內聖”學術開辟出現代文明的新型“外王”之路。可是由於國情發展的先天缺乏,學術思想的後天不足決定這一思路僅為高頭講章、書齋哲學,難見其效。而在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更多的學者選擇的是文明範式的根本轉換,其中分別以留日係的魯迅與歐美係的胡適為既對立又互補的思想領袖。前者留意於舊傳統的批判、國民性的改造,後者致力於新文化的建設、全民教育的普及。時至今日,現代法製精神仍不時為“人治”、“吏治”觀念左右而有待厘清、弘揚;宗法血親下的“仁愛”觀念早為民國以來的江湖社會衝刷殆盡,而具有普世價值的“博愛”理念更應成為獲得全社會廣泛認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