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父母親，在他們孩子這幾個階段並沒有投入，而且他們還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這個時候，小孩子的殺傷力有限，不會出太大的亂子。但是一旦孩子到十八歲，你就等著麻煩吧。
更加好的方式是，在這兩個3年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等到他18歲以後，也許你再也不用煩了。
3.父母親70歲以後。
我認識一個培訓師，在項目管理方麵，絕對算是國內數一數二的人。作為項目管理培訓師，他對自己有清晰的規劃：每年上課時間超過200天！記得當他講出來這個目標的時候，我們都在腦子裏麵心算：我靠，這個家夥一年賺多少錢啊？
今年遇到他，卻變得很不一樣。問他為什麼，他說，父親走了。他急匆匆趕回家，隻見到最後一麵。
這讓我震撼，因為我聽到類似的故事不止是一次了。上一次是一個國際集團的總監，他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從千裏之外的上海向自己的陝西的小村子裏趕，飛到西安，然後坐火車，倒汽車。就在走到村口的時候，父親卻離開了。
還有那個教育專家，他在廣西講課，卻沒有能趕回去見自己奶奶最後一麵。他說我講座的費用是一萬塊錢，但是那算個屁啊！我奶奶死的時候還在說，我的孫子呢？他回到家裏以後決定賣掉自己的公司，他說我不想再錯過些什麼。
爸爸告訴我，他一生最遺憾的，有三件事情，二件事與親人離開有關。第一件就是父親的離開。他說那個時候自己在礦山，幹活太拚命了。接到爺爺生病的通知，總是想著再幹一會兒。最後實在是病危通知，急匆匆趕回去，到家上樓，爺爺已經不認得我了，我們下樓去吃飯，聽到樓上喊不行了。爺爺就走了。
還有一次是奶奶的過世，奶奶是在廁所摔了一跤去世的，樣子很安詳，好像睡著了一樣。80多歲，算是喜喪。聽姑姑說，奶奶去世前一天，一直站在窗口往外看，想看看我們一家會不會過去。爸爸在研究所當所長，他們答應15號要出來一個項目，員工加班，他也不好意思走。等到第二天傳來奶奶的消息，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九點多了。爸爸很自責，現在看起來，提前在15號完成工作真的很重要嗎？比見奶奶一麵還重要嗎？
其實工作和公司都沒有錯，如果我們能夠懂得更好地規劃，我們完全能夠避免這樣的痛苦。在你30-40歲的時候留一段時間，那是爺爺奶奶80歲以後，在你50-60歲之間留一段時間，那是你父母親80歲以後。每年專門空出三五天去看看他們，不要在接到病危通知以後，帶著負罪感，去看那個已經躺在床上痛苦不堪的人。同樣的時間，為什麼不分享幸福，而去分享痛苦呢？為什麼不在他們身體還好的時候，陪他們下下棋，聽聽他們抱怨保姆呢？
在對你重要的人80歲以後，每年抽出時間來陪陪他們！即使每年5天，也隻需要花你一生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你會有一輩子的寧靜。
後序拆掉思維那堵牆，看到光
從開始寫，到寫完這本書，已經過去一年了。
這期間發生太多事情，讓我的內心久久不得安寧，我摘錄幾件如下。
人體器官買賣
原本被媒體描繪成在二線城市找個地方低價“養供體”，然後去城市裏高價“賣器官”收取暴利的器官買賣者劉宇被刑事起訴。這本來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劉宇卻講述了另外一個版本、另外一個聲音：“有個患者出了15萬元。但這15萬元並不是都直接給了我，患者先交給醫院6萬元，剩下的9萬元他要等供體那邊安置差不多了才給我，因為他也怕供體找麻煩。這15萬元其實包含了所有費用，供體的手術、醫療、食宿、手續、報酬等，最後我拿到手的隻有1萬元左右。”
劉宇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器官的出賣者，賣肝之前在廣州打工，其父也在外麵做環衛工人。因體力勞動過多，劉父2008年患腸黏膜破裂，急需手術。而手術所需的幾萬元，難倒了這個農村家庭。其時，劉宇的姐姐已經出嫁，弟弟正在讀大學，劉宇覺得他是家裏的頂梁柱，必須承擔起責任來。於是，他背著家裏人賣了自己的大半個肝髒。
“可是直到現在我也不後悔。”劉宇把自己賣肝的錢分幾次寄回了家，父親做了手術。他告訴父母錢是借來的，他會慢慢還上。
還有另一個讓他不後悔的理由：醫生說肝癌病人到了晚期，能救活他命的隻有移植肝髒。“當時接受我肝髒移植的那個病人才30多歲，我救了他一命。我覺得，能救一條那麼年輕的命，哪怕自己少活十來年，也沒什麼遺憾的。”
所以當接受肝髒移植的病友與他聯係，問他能否再介紹一些人的時候，劉宇開始了中介服務。“當時我不覺得在害人，而是在幫助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