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當闖紅燈成為集體行為
駕照管理新規—闖紅燈扣6分
（編輯/Mike）
有這樣一個中國小夥兒，在外國留學期間和一洋妞戀愛。一日，小夥兒開車載著姑娘春遊，路遇紅燈，一看左右無車，小夥兒一踩油門，衝了過去。那洋妞大吃一驚：My GOD！紅燈都敢闖，還有什麼不敢幹的？這樣的人，如何可信？立馬下車“拜拜”。
後來中國小夥兒回國，又交一北京妞。也是一日，小夥兒開車載著京妞春遊，路遇紅燈，盡管左右無車，小夥兒吸取教訓，規矩地把車停下。京妞大為惱火：連個紅燈都不敢闖，以後還能幹什麼？於是也“走好了您呐”……
北京電視台曾經做過一檔專題節目，記者們鐵了心要發現一位遵守交通規則的合格市民，並且準備拿出一部手機來獎勵，但攝像機在某路口隱蔽拍攝一天，沒能發現一位。編導們把實錄節目播了出去，並且表示第二天還到那個路口尋找好市民。結果這天果然出現一位走路特別規矩，一點紅燈也不闖。但蹊蹺的是，這位哥們出現的頻率很密，還不停地化裝——戴頂帽子或者換件外套什麼的。敢情是看了節目，專門衝著那手機來的。
國人闖紅燈的情況有多嚴重？如果借用多年前的一句順口溜來說，也許並不為過：“十億人民九億闖，還有一億在彷徨。”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敢拍著胸脯說自己從來沒闖過，反正我不敢。如果不算是自誇的話，我基本屬於那“彷徨”的：不好意思闖。可站在那裏，看著眾人從身邊呼啦啦走過，孤單的我在那裏硬挺著，感到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堅持到綠燈亮時，頗感如釋重負；堅持不下去時，也拔腿融進闖紅燈的大軍，並且，也如找到了組織般如釋重負。
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所以怕被嘲笑，但當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時，就形成了力量很強大的集體。闖紅燈就是這樣，已經衍化為一種集體行為。如果加注一個文化標簽的話，也可以說，闖紅燈已經成為一種市民主流文化。所以，闖紅燈的不會感到羞愧，而不闖的，因為不入流，所以顯得很傻。現實生活就是這樣充滿了悖論：法律明文禁止的行為，大家明明知道不對的行為，卻同時成為了最大眾化的行為。
根治積弊，需用重典。這個“重”，不是說凡闖紅燈者，抓住一律到拘留所反省。上海的那個女碩士之所以被拘留，並不是因為她闖紅燈，而是因為她妨礙執行公務。這個“重”，是要針對闖紅燈者的“軟肋”下手，所謂“打蛇打在七寸上”。闖紅燈者怕什麼？我問了問自己，覺得最怕被抓住，丟人現眼。罰5元錢不足以肉痛，但被當眾訓誡，足以讓我羞愧到老臉通紅。更別說被單位知道、被媒體曝光了……“我”越怕什麼，你就來什麼不就得了？鐵定有用。
實用主義當然比不上理想主義。但理想主義如果脫離了實際，也就成了空想。上海等一些地方“重典整交”後，一些人又開始從法律的角度、人權的角度來挑毛病。批評當然是容易的，難的是怎麼整治交通秩序。通過教育的方法固然可以提高人們素質，但我擔心這樣的過程太過漫長，而且，書本上良好的道德教育抵不過糟糕的現實引導。所以，必須加大闖紅燈者的“違法成本”，使他有所顧慮、有所畏懼，進而有所收斂，有所改正。這屬於“法律的教育”。堅持下去，強製行為可以逐漸內化為自覺行為。這方麵，新加坡已經給我們做出了表率。
“重典治交”不能單靠警察，如果讓警察來承受普遍的敵意，顯然太不公平。上海調動各企事業單位參與交通管理的做法，好就好在把社會責任進行了適度分解——盡管隻是初步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偷拍也好，明攝也罷，通報單位、媒體曝光……一個革命的行動勝過一遝綱領。隻要堅持下去，就可以看到勝利的曙光了。
摘自《法律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