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類矛盾”理論在中國的實踐
一家言
作者：王也揚
“兩類矛盾”理論是毛澤東於1957年提出的學說。它的基本內容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是對抗性的矛盾；後者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處理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則用討論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兩類矛盾會依據一定的條件相互轉化。如果處理得不好，非對抗性的矛盾會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
“兩類矛盾”理論源自對敵鬥爭策略
簡而言之，“兩類矛盾”理論屬於“以階級鬥爭為綱”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體係，它與我們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不同的。
在“兩類矛盾”理論裏，所謂“人民內部”的範疇，是過去革命鬥爭中為了孤立和打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成功爭取了中間階級而形成的。著名黨史學家胡繩說：“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1927年大革命為什麼一下子失敗了？就是因為中間勢力大多數偏向國民黨。後來抗日起來了，才發生根本變化。”另一位著名黨史學家胡喬木也說：“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過去三十年代沒有那樣提。他從地主資產階級中分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後在解放戰爭時期把大資產階級稱為官僚資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劃分開來，這是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理論政策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可以說，這是中國革命在四十年代能勝利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在黨史研究中，我們習慣地把這段勝利的曆史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說明。
其實馬、恩著作中，並沒有多少關於爭取中間階級的專門論述，《共產黨宣言》說，我們時代的特點是階級對立的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是馬、恩設想的這種因生產力高度發達，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軍對決，且須多國無產階級同時勝利的革命，在西方工業國中並沒有成為現實，倒是經濟落後、社會分化程度低、中間階級占了多數（毛澤東以“兩頭小中間大”來形容）的國家，如俄國和中國，革命烈火容易燃燒（所謂“越窮越革命”，“富了難革命”）。
這些國家麵臨的曆史任務，也不是消滅資產階級，而是首先實現民主主義。對此，列寧認為可以把馬克思主義靈活變通，移植使用，如果弄得好，革命有可能在一國首先勝利。由於無產階級的力量沒有發達國家那樣強大，社會中間階級的成分又相當複雜，要想以小搏大，最後把事情搞成，列寧非常重視如何爭取多數的革命策略問題。他提出“兩步走”（即先聯合社會各界一道進行民主革命，掌握政權後再“不停頓地”邁向社會主義），並著文《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又著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對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進一步加以總結。
列寧是這樣表述其革命策略的：“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麵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製製度的反抗，並麻痹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麵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原著中此段話為黑體字——引者）在列寧的論述中，革命已經不是馬、恩原來設想的那種“簡單化”的兩極對抗，而是存在著三個陣營（即敵、我、友）和四個方麵（“聯合”對象與“麻痹”對象，又是一個陣營中的兩個方麵）的複雜關係演進。
這種關係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轉化的；革命的目標，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不同的階段發生轉化的。如在民主革命階段，革命對象是專製製度，聯合對象是農民，“麻痹”對象是資產階級；而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革命對象則變成了資產階級，聯合對象是半無產階級，“麻痹”對象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麻痹”之謂者，施以手段，使其不察而利用也。說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均非革命的“自己人”，隻不過是暫時的“同路人”，經過各個階段我方對其區別對待的同盟關係，它們最後將一步步轉化成為革命的對象。
於是，階級鬥爭學說，在列寧的演繹之下，變成了一門高超的政治藝術，其與馬、恩那種帶有德國古典哲學色彩的邏輯推理，顯然有了極大的“創造”和“發展”。列寧總結道：“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弱一些……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隻有盡最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麵利用敵人之間的‘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益對立，另一方麵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
有充分的曆史資料證明，中共在上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關於爭取中間階級的政策，以及這種政策的更完整的包裝——新民主主義，其核心的東西，完全來自於列寧主義。
而中國傳統的“縱橫捭闔”之術，則幫助人們更容易理解這種政治鬥爭策略，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地加以運用和發揮。
據彭德懷回憶，早在30年代初，“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麵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麵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前一本我當時還不易看懂，後一本比較易看懂些。這兩本書，一直帶到陝北吳起鎮”。
也就是在此時，適逢共產國際調整政策，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開始形成聯合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內的中間階級，後來稱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批評那種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的“關門主義”，主張“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可以看出，他使用的語言都是列寧式的。他同時提到了“縱橫捭闔”之術，說敵人“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他們能夠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於我們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夠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支持毛的意見，他也表示：“利用統治階級中的矛盾，縱橫捭闔的聯合這一派去反對那一派，這一著還是要學的。”
及至1945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獲得巨大成功，中共實力空前壯大，“小指頭變成了拳頭”（毛澤東語）。在七大上，毛澤東提出黨的幹部要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其中“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他還告誡同誌們，對暫時的同盟者要“忍一口氣”，應看到其“有用的”一麵。
隨著國共兩黨鬥爭的升級，中共需要對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有一個說法。這便產生了把民族資產階級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相區別的政策。確如前述胡喬木所說，毛澤東於此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曾把這種將分析對象細細區別，層層剝離，“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的做法，形容為“剝筍”。顯然，其依據仍然是“極巧妙地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的列寧主義原則。
1947年底，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共革命勝利在握，毛澤東指示黨內，對於自由資產階級右翼，現在雖“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但要“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