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上樓，胡奶奶的床空了。張大諾撒謊安慰俄語奶奶：“胡奶奶病好了，被兒子接走了。”俄語奶奶什麼都沒說，但整個人都頹廢了。“如果有可能，讓兩個是朋友的高齡老人住在同一個醫院或養老院吧。那種安慰的力量不是你我能想象的。另外，永遠不要告訴老人，他的好朋友去世了——老朋友還活著，對於他們來說，是生命力量的來源，哪怕，永不能謀麵。”這是張大諾的心得。
一場感冒令俄語奶奶一夜之間變得更老了。張大諾十幾天後再見她，她的目光散了，甚至不記得張大諾了。這就意味著，他對她的關懷必須重新開始。那些日子，張大諾幾乎天天去看望俄語奶奶，一點點地幫她恢複記憶。
五年後，俄語奶奶走了，可張大諾每次走進鬆堂醫院，都覺得她還在二樓等他。這樣的等待，讓他自從介入，就再也無法離開。
他們讓我見證了衰老，
也讓我看到了何為生命力
俄語奶奶將張大諾帶入了高危關懷的世界，除了讓他見證了衰老，也讓他看到了何為生命力。
郝奶奶是張大諾永遠都無法忘記的一個。
郝奶奶身高1.5米左右，佝僂著腰。在她還能夠下床走路的時候，每天都要圍著一樓和二樓的走廊走一圈。她的步伐很穩 ，仿佛每一步都能踩出一個腳印，表情近於嚴肅。張大諾曾經以為，郝奶奶是覺得病房太悶，直到一個晚上，他去探望郝奶奶，見她坐在床邊一個小板凳上，收拾一個很大的塑料盒子。她小心地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放在床上，又將它們按照原來的位置放回去。張大諾很好奇，郝奶奶說：“這是我鍛煉身體的一種方法，拿起來放回去，手和腦都能得到訓練。”張大諾肅然起敬，他深深懂得老人極度自律背後到底要克服多少東西——衰老的身體，由衰老而生的越來越大的惰性。在郝奶奶心中，對“自己能走”有著何等強烈的渴望，又有著何等強大的行動力。
90歲的歡樂奶奶也是如此。她在癌症手術後來到鬆堂醫院。醫生實情相告：“您也許隻能這樣躺在床上了。”可她對“坐起來”充滿了渴望，忍著腹痛，讓護工每天扶她在床上坐半小時。有時，忍不了了，身體就像散架一樣倒了下去，她會邊倒邊大聲喊護工，讓其再把自己扶起來，繼續坐著。半個月後，她竟然可以坐上一個小時了。於是，她又有了新的目標：站起來，像一個“人”一樣。她讓護工每天扶著自己下床，手把著桌子，在床邊站一小會兒。漸漸地，她可以獨自站一站，可以握著自助小推車，站在門口。對她而言，多站一分鍾就是勝利，向前多挪一厘米就是勝利。
張大諾用“美美的存在”來形容歡樂奶奶：“在她身上，我看到一個高齡老人品質的重要。歡樂奶奶有這樣的胸懷與品質，她的內心很寬闊。在她日漸衰老的生命裏，日漸模糊的記憶中，還有一種東西那麼清晰，那麼堅固，那麼醒目，散發著熱量與溫暖，護佑著她，並且給他人以慰藉。一個90歲的生命，如此高貴尊嚴。”
從張大諾的家到鬆堂醫院，不堵車的情況下，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十年間，他每周在鬆堂的時間平均十個小時。2008年，他辭去了在北京《國際先驅導報》的編輯記者工作，成為北京誌願者聯合會理事、誌願者培訓導師。這個轉身意味著，他將最大的養家糊口的責任交給妻子，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喜歡的事件之上了。時至今日，他依然是鬆堂醫院裏最受老人們歡迎的誌願者。
張大諾說，他不擔心與爺爺奶奶們交流的話題，同樣的話題他可以說上五十遍、一百遍、五百遍，他們仍然興趣盎然。他擔心的是自己內心中對這種重複的疲倦。他也不強求自己，厭倦了就換個老人交談。慢慢地，他發現，兩三天後這個疲倦期就會過去，他又會興致盎然地與老人交流說了幾十遍的話。十年，他覺得自己的心理機製已經被改造了，他時常驚訝於自己對那些舊話題又有了新鮮感。
“許多時候，不僅要把高危老人當做孩子，還要把他們當做嬰兒，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知道他們的不易和需求。”2013年12月31日，張大諾完成了《她們知道我來過》的書稿。這本中國首部高危老人深度關懷筆記被一些人當成哲學書來讀，也被一些家庭和兒女當做實用的生活手冊。而對大諾來說，這些筆記是他和她們之間的記憶，是向生命致敬。他說：“我和她們，麵對麵，沒有任何距離，每寫下一筆，就仿佛徑直來到每一位爺爺奶奶的身邊。”
摘自《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