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作者：馬識途
200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我的女兒扶著我又回到成都那條湫溢的小巷去了。我想到那小巷中去尋找我的愛人她的媽媽王放六十年前失落在那裏的腳跡，並且循跡到深巷找尋那座破敗但卻靜謐的小院。在那裏，我和王放當時曾經度過一段窮困但是幸福、危險但是歡樂的青春時光。
我和女兒踽踽而行。女兒說：“找到了，柿子巷6號。”不錯，正是這裏，這裏就是當年地下黨川康特委的秘密機關，也是王放一人獨辦的地下黨小報《XNCR》的所在。但是舉眼望去，卻是一座宿舍新樓立在麵前，小院完全變了樣了。 我們從門道走進去，我馬上看到立在院角的那棵枸樹。不錯，我認得這棵枸樹，隻是它已經長得十分高大了。就是在這棵枸樹的旁邊的破爛平房的窗口，我和王放享受過枸葉送來的蔭涼。我回頭望小院壩裏，發現了那口水井，我們當年就是在這井邊汲取清涼的甜水解渴，洗臉漱口和淘米洗菜。水井已經被石板封住了，但是我好像依然聽到王放那笑聲和淺唱低吟的歌聲。一切都好像是昨天的事。
我默然站在枸樹前，好像走進時空的隧道，穿過去，回到六十年前的那個小院裏，往事曆曆，都到眼前……
XNCR
1947年3月，中國的內戰打得火熱，誓言三個月內要消滅共產黨軍隊的蔣介石指揮幾十萬胡宗南的精銳之師攻向延安，國共兩黨和談宣告破裂，把在重慶的共產黨的負責和談的同誌連同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全體同誌押送回延安。《新華日報》這個在蔣管區公認的光明燈塔一下熄滅了，群眾的眼睛和耳朵被堵塞，再也聽不到進步的聲音，特別是解放戰爭的真實情況。我們在成都的地下黨川康特委決定由我負責馬上辦一張秘密的油印小報，專收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電稿，油印出來，送給黨內同誌和進步人士閱讀。
辦這樣的報紙是非常危險的，國民黨特務必定要千方百計破壞，一經發現，就會帶來殺頭之罪，因此辦這張小報的同誌必須是英勇果敢準備犧牲的同誌。而且為了保密，隻能由一個人來辦，他必須是文化水平較高，能收（音）、編、刻、印、發，集於一身的全才，他還將長期隱身在川康特委機關，必須忠實可靠。找這樣的同誌實在不易，我和成都市委書記就下屬黨員中反複物色，終於決定把一個市委委員、在四川大學擔負黨的領導工作的王放同誌調出來，擔起這副重擔。
王放被介紹到川康特委機關來和我見麵。她身材高挑，穿著合身的藍布旗袍，進得門來，規規矩矩地正坐在椅上，雙腿雙腳緊並，還未開口，嘴角含春，頗有大家閨秀的模樣。她對我介紹了自己的情況：河南人，抗戰初隨河南大學逃到豫西，1939年在那裏入黨，輾轉來到成都，轉入四川大學曆史係，已畢業，在四川大學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領導黨的外圍組織“民協”工作。
我向她傳達了川康特委的決定：調她到特委機關來辦地下報紙，一切由她一個人負責。當我說到這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危險的任務，是要準備掉腦袋的話時，她插話說：“我既然答應來了，就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這些話我看就不用多說了吧，我就想知道的是，馬上要我幹什麼？”
哦，看來我真的對她說了多餘的話了。我改口說：“你馬上要幹的是準備一個能收聽延安廣播的收音機，然後是刻寫油印設備，像鋼板、蠟紙、油墨、大宗紙張什麼的，油印機不用準備了，我們已經搞到了一台舊的，可以用。”
她看了一眼我床頭櫃上的那台五燈交流收音機，說：“您這不是已經有一台高級的收音機了嗎？”
我的這台收音機，是通過我們黨的統戰關係，由國民黨成都市市長陳離送的，但是拿回來一看，收音機裏的短波線圈全被國民黨特務剪掉了，隻能收本地電台的廣播，要想收到延安的廣播，隻有靠王放自己來安裝一台短波收音機了。
這對於她來說，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她是學曆史的，根本不懂無線電，首要的是必須先學習無線電的知識，加上安裝收音機用的無線電器材，是受特務控製的，市麵上很難買到，有的無線電商店，就是特務開來專門“釣魚”的，上門去是很危險的，我就曾經去問過價，差點被跟蹤。還有油印用的鋼板、蠟紙、油墨、紙張，也要有單位的證明才能買到。至於報紙印好發送出去，那冒的風險就更多更大了。這一大堆的難題，就像一座座險峰，都要她自己一人去爬。同時我還告訴她說：“華北和陝北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我軍節節勝利，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詳細情況，都希望能早一點看到新消息，你能爭取一兩個月內滿足大家的願望嗎？”
王放說：“新華日報被停止後，我也像被扣在黑鍋底下，烏天黑地，什麼也不知道，難受死了。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一定盡力而為。”她說完，飯也不吃了，馬上趕回了川大去。下午，她抱著一大摞有關無線電知識的書回來，連夜連晚地啃起來了。說實在的，她有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
這時，我忽然想起1941年南方局曾經給成都黨組織一個隱蔽電台，先放在王宇光家裏，一直沒有啟用，我到成都以後，王宇光就把它提過來交給我，我放在堆雜物的舊房裏，也一直沒有用過，也沒有人會用。現在我們走投無路，我便去舊房裏把這部收發報機找出來，接上電試試，聲息俱無。我把這些東西交給王放，看她能不能利用起來，重新組裝成一個短波收音機。但是王放雖然自學了一陣子無線電的書，在這堆雜亂的器材麵前，卻無可奈何。我在中央大學學過的工程科知識幾乎忘記光了，勉強按著無線電書本，和她一起來試裝一部三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機。
小桌上亂放著元器件，拉著雜亂的漆包線，王放似乎不相信這樣能收音，而且能收到遙遠的延安的聲音。我們偷偷地在屋後的樹上掛上一根用幾根電燈線剝出來的銅線絞起來做的天線，引入室內，接上天線插口。我們分幾次在街上幾個不同的賣幹電池的商店買了幾打一號電池，串聯起來組成B電池。深夜，我們把我重新裝成的收音機接上A、B電池。轉動旋扭，收延安電訊。哎，居然聽到了許多“噠噠噠”的電報鍵碼聲，可是沒有收到話語廣播聲音。我把短波線圈照書上說的做成適應不同波段的插入式線圈，一個一個地試收。有門，居然試聽到聲音。我們高興得不得了。但是試收了幾乎一晚上，始終沒有收到延安廣播的聲音。大概是延安發出的訊號實在太弱了，在成都無法收到。
下一晚上，我們再試，弄到半夜，還是收不到。我弄得筋疲力盡，因為第二天我還要到學校上課，隻得睡了。王放卻不死心，憑她所學到的那點知識，還在那裏扳來撥去，堅持不懈地尋找著她想尋找的福音。忽然，她把睡得正熟的我推醒，小聲地叫：“收到了，收到了。”我馬上爬起來，抓上耳機一聽，嘿，真是延安發出的一個女高音。她正在播戰報：“我軍堅決、徹底、幹淨地消滅國民黨的……”接著就聽到一片“啵啵啵”的電報聲，再也聽不到了。再怎麼撥也收不到。但是我們很高興，我們到底還是聽到了延安的聲音。這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我們決定正規地來組裝一部多管的收音機。可是我的無線電知識實在有限，照書本說的怎麼搞也搞不通。於是王放決定自己去找教師學習無線電。那時倒是有招收學生的無線電夜課學校，王放想去報名，但是從內線得到的消息，有許多這樣的學校，其實是國民黨特務、或者是國民黨的通訊社辦來培養無線電收發報報務員的。情況複雜，不敢去沾惹。王放輾轉設法，終於通過進步關係，找到了國民黨的市廣播台的一個技術員願意教她。王放便每星期花三個晚上，到那個技術員家裏去學習無線電知識。為了安全，我每天晚上回來，就用自行車送她去學習，學完後再去接她回來。王放知道我白天出去跑地下黨的工作，還要在中學教書，夠累的了，不要我送，可我卻不管怎麼累，堅持要送她。為她夜行的安全，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有一種自己也不理解的內心衝動。
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不到一個月，王放告訴我，她終於在那個技術員家裏看他先裝好一台多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機，她拆下來自己重裝了一次，還真的能收到聲音了。好，這是大勝利，我高興地請她去粵香村吃了一次燉牛肉。
現在就是無線電器材的問題了。王放把我們原來的元件都搬出來挑選，發現還缺少一些元器件，可又不敢到街上的無線電商店裏去買。結果還是王放多拿錢托她的技術員老師，從廣播台的渠道才買到了。
準備好器材後，王放一個人在家裏埋頭苦幹，終於組裝出一部短波收音機。這個收音機，不是像我前麵裝的那種亂七八糟湊合起來的樣子，而是裝在一個木盒裏，看起來比較正規成型有模有樣的收音機。王放對我說，科學的東西是不能湊合的，要求嚴格和精細。
王放把裝好的收音機接入也經過她作了改進的天線，插上電池組，她扭動旋鈕，幾乎是直指延安的電台，馬上我們就聽到曾經聽到過卻一度再也無法聽到的女高音。還是在播戰報，還是華北打勝仗的消息。那聲音是那樣的清楚、高亢和堅決。王放為她的成功而低聲歡叫：“成功了，成功了！”我也忘乎其形地把王放抱住，低聲叫起來：“我們又打勝仗了！”王放似乎也和我一樣興奮，沒有在乎我擁抱她的孟浪行為。
我說：“好，記下來，記下來。”王放馬上在她早已準備好的筆記本上記錄起來，記得是那樣的迅速和流利。我又說：“現在是把戰報印出來發送出去的時候了。”
我把早已準備好的油印機以及鋼板蠟紙鐵筆都找了出來。刻蠟紙可是我的拿手，我會刻仿宋體的蠅頭小字。我花了半夜功夫，終於刻好一張蠟紙，可以油印了。但是我們這張報紙叫什麼名字好呢？我馬上想到，而王放也幾乎和我同時想到，並且同時叫出來：“XNCR！”對，就是這個名字，延安廣播電台的呼號。於是一張叫“XNCR”的紅色報紙出版了，它不僅不斷地印出了打勝仗的戰報，還登載解放區的情況和黨中央的一些文件評論，一般是三天一期，有時還要加印號外，傳播大勝仗的消息……
這張報紙就像在黑暗中的成都建起一座燈塔，把被熄滅了的《新華日報》這座燈塔的光芒重新點燃，給人們帶來希望和信心，勝利和歡樂。但是，有誰能想到，辦這張報紙的就隻有王放一個人，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共產黨人。在極端困難和極度危險的條件下，她一個人包攬了收聽記錄延安廣播，刻寫臘紙、油印和拿出去分發的全部工作，也就是集編輯、記者、排版、印刷、發行工作於一身。而且她還要負責籌集經費，把自己家裏寄的生活費都貼了進去。她的整個報館就設在一間破房裏用箱櫃隔起來的一個不足三平方米的陰暗空間中，報館最主要的設備就是一架收音機和一部油印機。後來她嫌油印機操作時吱嘎有聲，於是決定自己設計一種極簡便的辦法，就是在絨布上塗上油墨，壓上蠟紙，蓋上紙張，翻轉來印，不出聲音，既快又好，還可套色。收拾時卷起絨布就行了。
從此不管冬冷夏熱，王放每天晚上就蟄伏在那屋角裏，打開收音機，去茫茫的黑暗天空中，在那嘈雜的幹擾聲中，去捕捉微弱的電波，把它們記錄下來，並且馬上整理，動手編輯，刻寫蠟紙，進行油印。基本上每次總要弄到天快亮了，才把小收音機和刻寫印刷工具收拾進牆上的磚洞裏，然後把一摞油印小報卷了起來，放進提包，帶出去分發，這一切她都做得那麼從容和沉著。當然，王放也知道，稍微的疏忽都有可能帶來殺身之禍，每次她提起提包出去前，總要對我作個交待，說：“也許晚上我不能回來了。如果過了十點鍾我真的沒有回來，你就趕快收拾東西轉移吧。”她說得看來是那麼輕鬆，卻使我非常難過，每次都要把她送出巷口，再依依不舍地看著她那遠去的背影逐漸消失。
後來我看王放實在太忙，就盡可能在晚上回家後抽出時間來幫她，陪她熬過漫長的黑夜。我們一起鑽在密室裏，王放打開收音機，戴上耳機，去捕捉延安新華電台的女高音，不斷地在紙上寫出讓人振奮的字眼，然後編輯整理稿件，刻蠟板，搞油印，幾乎每個晚上都要弄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鍾。我有時也幫她刻寫油印，但常常是支持不住，趴在小桌上睡著了。王放知道我白天出去工作，又要教書，確實夠累，要我去睡覺，我卻不願意。一方麵我想分享她聽到勝利消息的歡樂，另一方麵，有一種莫名的磁性吸引著我，況且王放也覺得我坐在那裏對她來說是一種鼓舞和有一種安全感。特別是半夜，我們都餓了，小巷子裏響起叫賣擔擔麵的聲音，我們出去買了回來一起慢慢吃，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歡喜。就這樣月複一月，我們之間的戰鬥的友誼慢慢滋生成為愛情，我們倆的命運緊緊地聯結在了一起。這是後話了。
我們的報館開了有大半年，又遇到新的困難。不僅是聽說特務注意到了這張小報，正在清查，而且市場上的油印機和蠟紙油墨也受到控製，購買時受到盤問，連個人要買成卷的新聞紙也要有單位的證明才行，更不用說無線電元件了。王放不怕麻煩地天天上街，今天在這裏買一卷嘉樂紙，明天到那裏買一刀夾江紙。至於油印機她根本不用，她有自己創造的辦法。蠟紙和油墨也難不倒她，她托在學校工作的黨員以學校的名義去買就行了。
她感到最麻煩的是空中的電波幹擾越來越厲害了，那小短波收音機收聽起來越來越不清楚。更嚴重的是在院子裏的高樹上張著的天線，很容易受到懷疑。當我們發現就在我們院子的後麵大院子裏，忽然出現一個什麼新聞社——這種新聞社很多是特務搞的，我們埋伏在敵人特務機關的黨員早已告訴我們了——我們不得不把張在樹上的天線拆了下來，改張在屋簷下。這樣一來，收音的效果更不好了。
國際友人的支持
有一天晚上半夜裏，王放收完延安廣播後，拿給我看，這正是我們解放大軍在華北打了一個大勝仗的消息。我說這消息很重要，應該馬上油印出來，明天就發出去。於是我們動手開始油印，但還沒等印完，忽然聽到窗外新被雨水衝倒的圍牆處有腳步聲。我們馬上停止了油印，打起電筒，嘴裏嚷著捉小偷，到牆邊去看，發現那裏有新的腳印。我們知道這恐怕是牆後院子裏那個新聞社的人在搞小動作，估計這裏可能已經受到特務的注意，於是當機立斷，決定馬上把我們報館搬家。當然，所謂“報館”其實不過是一隻舊皮箱。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把收音機和油印器材裝進舊皮箱，看看後院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起來，想來那些人還在夢中，於是偷偷地溜出了門。但是把“報館”搬到哪裏去呢？一時拿不定主意。王放說：“先找個地方把今天這一期油印出來發出去再說吧。”我說：“那就先到老蒲家去印吧，他住在郊區鄉下一個農居裏，比較安全。”王放同意了，於是我們提起箱子到了川康特委書記老蒲的家裏。
那是一個很清靜的院子，農民都出去了，正好可以在那裏油印。可是老蒲一聽說我們要在他那裏搞油印，死活不同意，看起來他害怕得很。王放說，這是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的消息，應該馬上印出來發出去。我說隻要在你這裏印一個鍾頭就可以印完。可老蒲還是不同意，生氣地對我說：“你們怎麼可以到我這裏來油印呢？王放不知道，你總應該知道吧？這是首腦住地呀。”
他用黨的紀律來申斥我，我的確無話可說，但是他那樣恐懼，那樣怕危險，卻令我吃驚。我說：“我們實在是一時找不到地方，而這張報紙特別重要，所以想到你這裏來，一方麵告訴你這個打了大勝仗的消息，一方麵借你這個地方用一個鍾頭，我想是不會出事的。”他更冒火說：“不行，這是原則。你們馬上拿走。”我沒有辦法了，隻得和王放提起箱子離開那裏。可到哪裏去呢？想來想去，恐怕隻有到我任教的華西協中我住的宿舍裏去了。
在路上，王放很有情緒地說：“沒想到這麼一位高級領導人，竟這麼不通情達理，那麼怕危險。他那裏是領導住的地方，不能搞油印，連一個鍾頭也不行。那你是特委副書記，你那裏不也是領導住地嗎？而且還是特委機關。他就允許在你家裏搞油印，就可以不顧你那裏出危險？這算什麼事？還有，我們大白天的提著這個箱子走，他就想不到這對我們很危險嗎？”我也以為王放的生氣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好在下級麵前說上級的壞話，便安撫王放說：“不要緊，這裏隔華西協中很近，一會就到。那是一個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特務活動比較困難些。”
我們終於平安地把箱子提到華西協中我住的房間裏。我們把還沒有印完的報紙迅速印完並且收拾好，再由王放照老規矩提出去分發給了其他的同誌。隨後，王放又回到協中，和我商量這報紙下一步該怎麼辦。住的問題好解決，王放可以暫時回到川大她的朋友那裏去住，但收音的事隻能在我住的房間裏幹了。可是這學校宿舍外邊是不能張天線的，我們隻得把一根銅線張在我房裏。王放接上收音機試收音時，卻是聲息俱無，根本收不到延安的聲音。那一陣解放區正不斷地在打勝仗，我們怎麼能停止向白區正在盼望好消息的黨員和進步群眾送去大好喜訊呢？
“到雲從龍家裏去。”我說。我們逼得實在沒有辦法，我隻得提出這麼一個辦法來。
雲從龍是華西大學加拿大籍的外國教授，傳教士。就住在華西協中操場邊一座供外國人專用的花園洋房裏。我是由地下黨四川省委統戰部長張友漁同誌介紹到華西協中教書的，和他有較多往來。有空的時候，他常邀我到他的家裏去閑談，詢問解放區的情況。他也把他所知道的外國的報刊反應告訴我。我們可以說是除開黨的機密外，無話不談，連國民黨的特務有些什麼企圖和行動，他打聽到了的也告訴我，要我注意。我們辦的《XNCR》快報，我也有時送給他，口頭翻譯給他聽，隻說是我的朋友寄給我的。他很看重我對他的信任，他也為解放區不斷打勝仗而高興。
現在我們在收音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小報有辦不下去的危險，去找他幫助，我估計他不會拒絕。當天晚上，我和王放走進他的獨院，被他夫婦迎接進屋。他們看到我帶去一個陌生的女青年，不知是什麼人。考慮到將來王放是每天晚上要到他們家裏去收音的，為了叫他們放心，我隻得把我和王放的特殊關係告訴了他們，他們聽說後，特別熱情地接待了王放，雲從龍夫人給我們送來咖啡和點心。我告訴他最新的消息，解放區又打了一個大勝仗。他聽了也很高興。並想從《XNCR》上知道更多的消息。我隻得告訴他說，這張小報就是王放辦的，是收聽延安的廣播記錄稿編印的，但是因為我們的收音機壞了，無法再收到延安的廣播，有停刊的危險。他很惋惜地說：“那怎麼好呢？”
這時我才說：“用你的收音機試收看看，說不定現在又有新的勝利消息了。”他馬上同意了。王放就在他那架落地大收音機上轉起旋鈕來。他的收音機是可以收加拿大和美國的，靈敏度很高，選擇性也好。王放一下子就捕捉到延安（說是在延安，其實已經搬到華北什麼地方）那個熟悉的女高音了。而且從她那眉開眼笑的樣子，顯然又聽到了好消息。她說：“在晉南又殲滅了兩萬多國民黨軍隊。”我聽說了自然很高興。王放對我說，她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收音機，延安播出的那麼微弱的聲音，在這裏聽得十分清楚，原來十分嘈雜的幹擾聲被隔絕了，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她聽起來簡直就像是聽音樂一樣地舒服。
我把好消息告訴雲從龍後，直率地對他說：“我們的收音機壞了，你這架收音機很好，聽得特別清楚，我們可不可以利用這部收音機來收音呢？”
他似乎早已猜準我們的意圖，並不感到突然，欣然表示同意。他的這種友情使我大為感動，特別是在我們曾經到過一個黨的領導同誌家裏去油印被婉言謝絕之後。這在當時特務正在追查秘密報紙《XNCR》的關頭，當然是一個非同小可、幹係重大的承諾。一個外國友人居然沒有遲疑地答應了，這是至今我都不能忘懷的國際友誼。
我們和雲從龍約好，除開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們每天晚上到他的客廳裏去收兩個鍾頭的音。對外的名義是學習英語。起初幾天晚上，我陪著王放去，後來因為我的工作很緊，王放便一個人去。王放告訴我說，雲從龍夫婦對她很關照，常常給她送一些點心讓她吃。王放收音回來一般都是晚上九、十點鍾，回到住的地方後就馬上坐下來整理編輯新聞稿，有時還要寫點評論，接著是刻蠟紙、油印，幾乎每天搞到天快亮。
就這樣，源源不斷的勝利消息，送到黨員和群眾的手裏，激發著大家的鬥誌。可是有誰知道在這裏麵有一個暗地幫助我們的外國友人，為我們提供了真如雪裏送炭的援助呢？
堅持“打遊擊”
地下報紙《XNCR》的出版，會引起敵特的注意，這是我們預料到的。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敵人對它竟是如此的恐懼，決心要破壞它。我們潛伏在敵特機關工作的黨員報告說，《XNCR》已經引起敵特的注意，特務市級機關接到上級的命令，要成渝兩地的特務機關盡快破壞重慶地下黨辦的《挺進報》和成都地下黨辦的《XNCR》。我們特委得到這個消息後，研究認為這件事不能等閑視之。敵人要全力以赴對付我們，不可能不從我們的發行渠道找到漏洞的，為了淡化敵人的視線，不妨把報紙暫時停一下，聽聽風聲再說。
我把這個決定傳達給王放，她卻不同意，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XNCR》的確已經在群眾中產生很好的效果，大家真的把它看做是黑暗中的燈塔，覺得從中得到了溫暖和光明，況且現在正是解放區大打勝仗的時候，怎麼能突然停止向大家送去勝利消息的報紙呢？而且，王放為《XNCR》付出那麼多的心血，對她來說，這報紙就像是她的親生兒女，有很深的感情，怎麼能接受說消失就突然消失呢？但是我告訴她這是上級的決定，她必須執行。
她難過了好一陣，也想了一陣子，最後告訴我說：“我執行決定，但是我有一個要求，讓我和敵人打遊擊吧。”她說出她準備“打遊擊”的辦法。我們特委同意了她“打遊擊”的辦法，決定試一陣子，看反映如何。
王放到街上去買了各種成色不同的紙張，有新聞紙、嘉樂紙、夾江紙，以至五顏六色的包裝紙，把這些紙裁成不同的開數。她又托同誌代她以機關名義去買回不同顏色的油墨。她仍舊每天晚上收她的音，把她收到的解放區的電報和消息，用不同大小不同的字體和橫豎走向，刻在蠟紙上，用不同顏色不同開數的紙張印了出來，有時用黃的紙，有時用紅的紙，各種顏色的紙經常變化。而且名稱也變化了，她不再用《XNCR》的報頭，而是在印件的末尾印上五花八門的不同的單位團體。當然這些單位和團體都是她杜撰出來的，一時是四川大學的什麼“社”，一時是華西大學的什麼“會”，一時是什麼新聞社，一時是什麼研究會……特務到那裏去查，自然是永遠找不到這樣的單位和團體的。
王放這種“打遊擊”做法，既堅持了《XNCR》這份報紙的陣地，又淡化了敵人注意力，使這個陣地沒有受到大的衝擊。據隱伏在特務機關的黨員彙報說，敵特在向他們的上級報告時，說是《XNCR》再也沒有出現了，至於出現這樣那樣的傳單，那是由各種單位和團體（大半是大中學校的學生）搞的，正在調查中，這樣便應付了上級，自然就沒有限期破案的任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