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放采取“打遊擊”的做法，是很成功的。沒有打出名字的《XNCR》，實際上一直堅持了下來，直到我們主動把它停止了為止。當然，《XNCR》能堅持下來，和許多外麵朋友的幫助也分不開，有些統戰關係的支持（比如陳離捐了一部收音機，劉文輝捐了一百大洋）以至外國友人雲從龍的幫助也是不能忘記的。正因為這樣，1949年底成都一解放，我和王放就專程到雲從龍家裏去看望他們夫婦，對他們的幫助表示感謝，他們有說不出的高興。
就在王放和敵特“打遊擊”的時候，重慶的《挺進報》卻在和敵特打陣地戰，甚至還把《挺進報》寄給國民黨領導機關，結果是敵特的上級機關下了必須限期破獲《挺進報》的死命令，《挺進報》終被敵人破壞，並因此帶來川東黨組織被大破壞，損失慘重，甚至還波及到我們川康特委。
我們結婚了
川東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後，敵特把重點轉到了破壞川康特委上，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王放仍然堅持用“打遊擊”的方式，把《XNCR》以各種名義發出去。後來，她又把這個報館轉移到一個朋友安玉琳家中，受到安家全家人的掩護，安家的小兒子安裕德是黨的外圍組織“民協”的成員，還幫著她一起工作。在後麵的幾個月裏，每隔兩三天，王放就會騎著自行車，帶著偽裝好的裝有油印報紙的提包出門去，到特務亂竄的街頭去分送報紙。每次出門，她依然是一副坦然自得的樣子，對我隻是總重複著那句話：“如果我晚上十點鍾還沒有回來……”聽到她說這樣的話，我的心裏更是為她擔心，而且是越來越不安了。
就在這個時候，隨著全國形勢的發展，倒向進步的人越來越多。不但大學裏的一些進步團體主動印出一些宣傳品，在我們地下黨的大力幫助下，川康地方勢力辦的《西方日報》利用他們最快的消息來源，在報上不斷透露著解放軍打勝仗的消息。可以說，在宣傳這個陣地上，我們已經不再是孤軍奮戰了。於是，特委做出決定，除開我黨的重要聲明、新華社社論、黨的重要文件繼續由王放印出來發給下屬各黨組織外，其它的電訊戰報什麼的，就不再印了。這樣也就大大減少了王放出去分送報紙的危險性。我把特委的決定告訴了王放，因為是組織的決定，她接受了。
我們共同在危難中相濡以沫，兩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親近。我弟妹子侄都把王放當成家庭成員來看，她也替我管起家庭生活來，甚至還把她家裏寄的錢拿出來作為家庭開支，想幫我解除一點後顧之憂。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做地下黨的領導工作，我辭掉了在華西協中教書的差事，隻保留了給法國領事教中文的差事。這樣一來，我也有較多的時間和王放相處，雖然我們都默默高興，但是彼此之間都沒有把話挑明。
由於工作忙，生活條件差，營養不良，我的體力明顯下降。一次，我在法國領事館給領事上課時忽然暈倒，領事讓人救醒我後把我送進了法國教會醫院，我怕晚上我沒回去讓王放擔心，就請法國領事館的人捎信給她。王放接到消息後，馬上趕到醫院裏，整整陪了我一夜。第二天醫生告訴我們，說我沒什麼大毛病，暈倒是因為低血糖引起的，隻要加強點營養就行。隨後，醫生讓我繳費出院，我這才知道法國領事讓人把我送進醫院並沒有繳費，好在王放帶了錢來，幫我把費付了。在填寫表格時，她紅著臉在“關係”那個欄目填上了“內人”二字，我把頭扭向一邊，裝做沒看見。
走出醫院，我隻覺得渾身沒有力氣，王放就讓我坐在她的自行車後架上，推著我往家走。她本來身體也單薄，推著我走了一段後，已是滿頭大汗，但說什麼也不肯讓我自己走。我看著她那瘦弱的身子，那麼吃力地推著自行車，心中實在不忍，於是假說我覺著累，想下車休息一會。我們坐在街邊休息，因為都沒吃早飯，王放跑到附近去買了兩塊燒餅給我，我吃了一塊，另一塊讓王放吃，她卻不吃，把餅放進提包裏，又讓我坐上自行車推著我走。好不容易，我們總算到了家，王放已是大汗淋淋，但她隻喝了一杯白水，卻要我就著水把另一個燒餅也吃了。我哪裏還吃得下去，心中發酸，真想抱住她哭一場。我忍住心中的衝動，堅持和她分享了那一塊燒餅。
從那以後，王放對我更是親近和關切。她每次出去，總要為我帶一小包餅幹回來，開初我不肯要，她故作生氣地說：“莫非你還想暈倒一次？”強迫我將餅幹吃掉。當時我心裏那個亂，說不出是什麼味道，想說什麼 ，欲言又止，王放似乎也期待著我說什麼。可我還是沒有說出來。在我的心裏，有一種障礙阻止著我，那是因為七年前，我原有的愛人劉惠馨在鄂西被捕犧牲，剛生下的女兒也下落不明。我感於劉惠馨的堅貞，不想再有第二次的愛情，總認為那是對她的一種背叛。所以盡管因為工作我和王放同在一屋，朝夕相處，我從來不敢有任何其它的念頭。
但是和王放相處的時間越長，自然越覺著她的可愛，特別是當她收到華北我軍打了大勝仗的消息，眉飛色舞，不期然和我擁抱，又笑又跳的時候，我突然感到我快要失控了。還有一次，我因為外出錯過了約定回家的時間，到家門口敲門時，她正帶著我的妹妹和侄女在燒文件，開門看到我安然無事，她一下子撲了上來，緊緊抱住了我，嘴裏說道：“嚇死我了”眼淚流了下來，那關切之情全然流露。我慢慢地意識到，這種男女之間的感情和歡愛，是說不清楚也是無法阻擋的。尤其是每天我們各自外出工作，心裏都明白也許就再也不能回來，也許就再也見不到對方了時，那種相互之間的關心和擔心對方都能感受到。我明白，我已經不能拒絕這種感情，而王放也似乎下決心要把我從劉惠馨犧牲的傷痛中拉出來。她直接和我談到劉惠馨，說她很尊敬劉大姐，願意像劉大姐一樣，為革命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我簡直感到又一個劉惠馨出現在我的眼前。漸漸地，我和她擁抱時，不再覺得不自然，而是覺著有一股暖流從她的身上流向我的心田。不過，我還是沒有對她說出“我愛你”，我的使命注定了我隨時要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神聖的革命事業，我不願意看到她那麼年輕美麗就成為寡婦。
1948年6月，我去西昌巡視工作回成都後，接到黨的上海分局的通知，要我代表地下黨川康特委到香港去向剛從上海搬到香港的上海分局分管大後方白區工作的領導錢瑛彙報工作。王放送我到牛市口汽車站，我們坐在茶館裏喝茶等車，談及我的西昌之行，一路上風險不少。王放說：“我就擔心你在過彝區時被抓去當了娃子，那就一輩子也逃不出來了。”我笑言：“吉人自有天相。”她說：“這一次去香港，又是危險重重，盼望你也吉人天相，平安回來。成都有人在盼著你，知道嗎？”
我怦然心動，怎麼能不知道呢？前一夜我就想好了，這次離別前，我一定要向她說出我早就想說的那句話：“我愛你！”
這時，車站在叫旅客上車，我忽然來了勇氣，對王放說：“我有一句話，想要對你說……”但沒等我說出口，王放打斷我的話：“不用說了，我知道你要說的那句話，快上車吧，我等著你回來說。”
我終於還是沒有說出來就上了汽車。汽車開動了，我看見王放一直站在那裏，微笑著向我招手……
我平安地到了香港，住在地下黨的一個秘密機關裏，一邊進行整風式的學習，一邊等著向錢瑛大姐彙報工作並聽取指示。這樣過了一個月，在離開香港的前一天，錢大姐和我談完話後，忽然提起我的終身大事。她說：“小劉犧牲已經八年了，你也三十出頭了吧，是應該找一個新的革命伴侶了，你難道還沒有從小劉犧牲的陰影中走出來嗎？你就沒有轉過彎子來嗎？”沒等我開口，她又問：“你說的那個負責辦報紙的女同誌，叫什麼名字？她的情況怎樣？聽起來她倒是一個挺堅強的同誌。她明知辦地下報紙有殺頭的危險，卻毅然承擔起來，她還有明確的是非觀，敢於批評領導同誌，說明她的黨性不錯。”聽得出來，錢大姐對於王放相當欣賞。
於是我把王放的情況向錢大姐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錢大姐聽後，問：“她和你的關係到底怎麼樣呢？我看這個女孩子就不錯。”
我坦然地對錢大姐說明，我和王放在辦《XNCR》的一年半中，真可以說是朝夕相處，彼此不僅有思想上工作上的交流，而且有感情上的交流，日積月累，我們已經心連心，互相理解，成為親密的戰友和情人了。我們兩人的心裏已經明確了關係，隻是還沒有向組織提出來。
錢大姐聽了高興地說：“那好呀，你們兩個情投意合，我現在就可以批準你們兩個結婚。我們這裏正要為你們辦一個黨員訓練班，你們結婚後，調她到香港來學習，讓我看一下。”
第二天，在我就要離開以前，錢大姐又來了，興致很高，拿出一對金戒指給我，說：“這就是我給你和小王結婚的禮物，你們保存好，緊急時也可以換成錢供急用。”
從香港回到成都後的第二天，我決定先到老蒲家去向他彙報情況。一大早走在路上，我無法阻止自己想先去看看王放的強烈的願望，好在順路，我就便轉到東二巷的安家。
王放見我平安回來，自然十分高興，但是她不好在安老太太麵前和我親昵。到了她住的屋子，她任由我把她摟在懷裏，說：“到香港一個多月，也不給個信，就想不到有人在為你提心吊膽，日夜牽掛嗎？”
“我怎麼沒想到呢？”我說，“現在我可以大膽地對你說出當初離開時我想說的那句話了。我愛你！”她看著我，說：“我終於等到你對我說出這三個字。”
我突然把錢大姐給我們的結婚戒指拿出來，抓住她的手，戴在她的手指上。她奇怪地問：“你這是幹什麼？哪來的戒指？”
我說：“錢大姐已經批準我們結婚了。”
她說：“我們不是說好了，全國沒有解放，我們不要結婚嗎？現在結婚，生了孩子怎麼辦？”
我說：“既然上級批準我們結婚。我們就結吧。我們可以自己約束，解放以前不生孩子就成了。”說著說著我摟緊了她：“今晚上我就在你這裏不走了。”
她並不拒絕我緊緊地摟著她，但是她嚴肅地說：“不行，我們怎麼能在安家就同居呢？你現在連一個落腳點都沒有，我們怎麼能結婚呢？還是等你找到住的房子後再說吧。”
是的，我從香港回到成都後，連個落腳的地點都沒有。我原來的家因為受特務的注意，是不能回去了，華西協中的宿舍也不能住了。從香港回來後因一時無處安身，隻好暫住在我的一個掩護關係王德偉家，自然是不能在那裏結婚的。可現在要馬上找到一處房錢少又安全的房子很難，當下我還沒有找到掩護職業，看來隻有找個教書的差事，才能有個落腳的地方。
但是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對王放說：“我們一時找不到一個安頓的地方，就找一個旅館先把婚事辦了再說吧。”
王放說：“你猴急幹什麼？反正我是你的人了，莫非還怕我飛了不成？”
我說：“我還怕你跑了？是因為錢大姐已經批準你到香港去上黨訓班，不久你就要出發了。”
這麼說，王放當然同意了。我們馬上到街上去找旅館。先找到中國旅行社。房間倒好，可是太貴住不起。結果找來找去，在一個僻巷裏找到一個比較清靜的小旅館，租了一間房。
我們所謂結婚，其實不過是自我宣布同居而已。既不能舉行什麼結婚儀式，也沒有什麼證書，一個朋友也沒有請，更不要說什麼主婚人證婚人了。但是王放卻別出心裁地想出別致的結婚儀式。她買了一塊紅紙，不是剪成通常的雙喜字，卻是剪成兩個套在一起的心，兩顆心裏都有一顆五角金星，這意思是不言而喻的。
晚上，查號的警察走了後，我們把房門關鎖起來，在梳妝台的鏡子上貼上我們的心，點上一對紅燭，我們沒有穿上新衣服，也沒有什麼紅蓋頭，自唱自和地站在梳妝台前行禮如儀。隻是在夫妻對拜後，多了一道長時間的擁抱和接吻。那時間有多長，我們沒有計算，反正那紅燭都燃了半截了。那晚我們在床上基本上沒有合眼，說不完的甜言蜜語，道不完的海誓山盟……
王放忽然想起什麼，說：“我記起你曾經給我念過一首詩，叫《我們結婚了》，今天我們也結婚了，你可不可以再念一回？”。
我知道她說的是我寫的一首叫《我們結婚了》的詩，但那是我和小劉在鄂西恩施結婚時共同作的即景詩。我今天何嚐沒有想起那首詩，但是我很忌諱在這樣的場合，提起我和另一個女人結婚時寫的詩，害怕王放聽了不高興。我說：“算了吧，今天是我們兩個結婚，我們還是用我們自己的行動來寫我們自己的甜蜜的詩吧。”
王放卻說：“你不要這樣小看我，我絕不會嫉妒你和劉大姐的那麼純真的愛情。她已經為我們共同的偉大事業，獻出了她的一切，她是我崇拜的先輩，她曾經給予你純真愛情，我也願意學習她，把我的純真的愛情奉獻給你。你能接受嗎？”
我沒有想到她的心胸竟是那樣的寬大和崇高。那還有什麼說的，我把她緊緊地摟在我的懷裏，一麵吻她，一麵說：“我當然接受，百分之百地接受，而且永遠永遠。”
她說：“那麼你可以把那首詩念給我聽嗎？”
“當然。”我能把那首詩的全文背誦出來，但是我隻給她背了能夠和我們合拍的幾節，有的還改動幾個字：
我們結婚了／在一間旅館的客室裏／在大紅喜燭輝映紅心的麵前／我們找到了主婚人／不是我們的父親和母親／而是我們生死相許的愛情／ 我們也找到了證婚人／可不是親戚或社會名人／而是我們遭遇的不幸／ 我們也找到了介紹人／可不是說得天花亂墜的媒人／而是矢誌不渝的革命／我們不必登報要求社會公認／也不用‘立此存照’的結婚證／這個社會和法律對我們不值一文／
最後，我大聲地念出那首詩的最後一節：
我們莊嚴地發誓／雙手按著經典／我們永遠不離婚／除非誰做了可恥的逃兵／我們永遠不會離分／直到我們該永遠離分
王放聽得簡直入神了，她的晶亮的眼睛閃著淚花，說：“太好了，太好了，讓我們也來宣誓吧，念最後這一節的誓辭。”
於是我們對著貼在鏡麵上的兩顆紅心，莊嚴地舉起拳頭，念了最後一節的誓辭，接著我們兩個互相擁抱，閃光的眼睛對望著，幾乎同時地說：“我們永遠不做逃兵，我們永遠不會離分。”
大難後重逢
1948年9月，王放被調到上海分局在香港辦的黨訓班學習去了。在那裏學習了半年。看來錢大姐對她是相當地賞識，所以決定由她代表白區青年，去東北（後來改在北京）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準備1949年春出發。
由於地下黨工作的紀律，我們沒有通信往來，但是我們的心卻有不盡的思念。特別是王放，據她後來對我說，她當時很擔心我的情況，不知道在成都那種險惡的環境裏，在敵特一直的追捕下我究竟怎麼樣了。她白天休息時憑窗向西，越海相望，晚上常有噩夢纏繞，特別是她從錢大姐口裏隱約聽到，說重慶成都出了大問題時，她更是擔心。成都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是自己心愛的人被敵特逮捕？聯想到錢大姐要她單身赴東北開會，她更是懷疑是不是我出了事，是不是從此以後她再也見不到我了。但是，因為紀律，她又不好去問錢大姐，就這樣，她在煎熬中度過了不少的不眠之夜。
的確，成都當時確實出了大問題。由於重慶地下黨出了大叛徒，而且他認識我們川康特委書記老蒲，於是敵特派幹員追到成都，千方百計、指名點姓要抓老蒲和我。我還好說，特務雖然打聽到我的名字，卻沒有一個叛徒見過我，我一改名換姓，就是對麵走過叛徒也不會認識我。但老蒲卻不然，而且他又不聽錢大姐托我轉達的警告，沒有到鄉下去躲避，結果在1949年的1月被特務抓住了。更讓我吃驚的是，他，一個大革命時代的老黨員，也是經曆過不少風風雨雨的老革命，竟然在被捕不到一周就變節了，向敵人供出了我和下麵許多的同誌。敵特按他提供的名單在成都進行大搜捕，一些同誌來不及轉移被捕了，我因為得到消息早，及時逃脫。在敵特誌在必得、四處追捕的情況下，我冒險留在成都，組織疏散工作，終於把漏洞堵住，該轉移的同誌也都安全轉移了。在這個期間，我幾次險些被捕，但都得以安全脫身。我向上海分局發出了 “父病危，即歸” 告急電報，這是事先約好的密信內容，意思是書記被捕了，我這個副書記即日將去香港彙報工作。之後，輾轉重慶貴州廣西廣東，一路上也是風險重重，九死一生，終於到了香港，一心想盡快找到黨組織，向上級報告情況。
我怎麼也忘不了1949年3月的那個晚上。我找到半年前在香港住過的老房子，想試一試能不能和組織聯係上。我來到老地方敲門，門上的小窗孔打開了，哈，居然是王放。她看見了，一時發了呆，沒有說一句話，隨即把那小窗關上了。我不敢大聲叫門，隻好等著。過了一會，小窗口打開了，是上次接待過我的陳大哥。他低聲說了一句：“噢，是老馬來了。”把門打開了。
門一打開，我還來不及和陳大哥夫婦打招呼，便不顧一切地衝向站在一旁驚呆了的王放，一把摟住了她，高興地叫：“我們終於重逢了。”
王放還是一句話也不說，隻是呆望著陳大哥。陳大哥說：“你呆看什麼？他是老馬呀！我們早知道，他沒有被抓到。”
王放這才回過神，和我熱烈擁抱起來，她其它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隻是流淚，含糊喃喃地說：“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安慰她說：“不要哭了，我這不是好好的嗎？”我不會責怪她為什麼不給我開門，為什麼不敢擁抱我，因為她隻聽說成都出了事，卻不知道我是不是被捕過，她必須遵守紀律。陳大哥想必已收到我從成都發出的告急電報，所以才敢開門迎我。
陳大哥說：“能脫險出來，這就好了。我明天就安排你向大姐彙報，今天就在這裏休息吧。”我告訴陳大哥說我還沒吃晚飯，陳大哥說：“那好。小王，你就陪老馬到附近的小館裏吃點東西吧。”
我們當然都願意這樣。王放馬上開門帶我下樓，一出樓門，我們倆情不自禁地摟著緩緩而行。到了飯館，王放坐在一旁，看著我吃飯時狼吞虎咽的餓相，她不住地笑著，叫我慢點吃，別噎著。
飯後，我們相擁著回到住地，陳大哥夫妻堅持要把他們住的小隔板房讓給我們住，我嘴裏客氣地推托，心裏卻是歡喜。這一晚上，我們倆都沒合眼，當我對她講起成都變故以及我的脫險過程時，她說那些你向大姐彙報去。她向我訴說了她不盡的相思苦，她什麼都想到了，想到我是不是被捕了，被捕後會怎麼受刑，怎麼堅貞不屈，爾後怎麼走向刑場……她說，一想到可能再也見不到我了，心裏就非常痛苦。
我問：“我不是發出了電報，說書記被捕，我將來香港彙報嗎？”
她說：“我怎麼知道？我隻是隱約知道成都出了大問題，又不知道你是不是被捕了？不久前錢大姐叫我不要回成都了，讓我準備到東北解放區去參加新青團全國代表大會，我不能不懷疑是不是因為你出了問題才不要我回成都了。我正準備過幾天就坐海船北上呢。”我這才明白，原來是她受了一場虛驚。
我們說到在成都結婚才幾天就分開了，現在剛重逢，幾天後她又要到解放區去，而我在彙報完工作後也將返回成都，這一分離，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逢，都不免唏噓不已。但是想到為了革命，許多同誌獻出了生命，我們隻是別離苦，算不得什麼。我們互相勉勵，不應該兒女情長啊。
幾天後，王放果然乘船北上，不過不是到東北，而是到剛解放了的北平去。我送她到九龍碼頭，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命途就是這麼多舛。她的安全倒是不用我擔心了，但我回到成都後會怎麼樣，難以預料。她比我更難過，隻是不斷地說：“保重保重，我在北平等你。”
我向錢大姐彙報了事變的情況，告訴她所有漏洞已經堵住，該轉移的同誌都已隱蔽起來，錢大姐還是不放心，認為疏散不徹底。她又派專人坐飛機趕到重慶，向隱蔽在鄉下的川康特委委員王宇光傳達決定，要他通知特委和成都市委的領導同誌全部撤到香港。大姐說：“絕不能容許幹部再受損失。馬上就要全國解放了，非常需要熟悉情況的本地幹部呀。”
這樣一來，錢大姐也不準我再回成都了。不久，川康、川東的許多幹部都到了香港集中。三月底，我們隨錢大姐一起坐船去煙台轉北平。到了北平，在中央組織部報到後，安排我們住進了中南海，大家心情十分舒暢，都說：“終於回家了。”
這時，團代會已經開幕。想到王放並不知道我到了北平，難免又得受思念之苦，我著急著想打聽她的消息。就在我正準備到團中央去打聽時，王放卻突然出現在我們住的小院裏。
看她穿著一身列寧裝，紅光滿麵，颯爽英姿，很是精神。當著大家的麵，我們不好擁抱，卻是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不放，兩個人的臉上都笑開了花。原來王放在開團代會時，已經聽說錢大姐帶我們到北平了。所以會一開完，她就到中南海來找我們來了。
我和王放一起馬上到另外一個小院去看錢大姐。錢大姐高興地說：“好了，老馬，我算把小王原裝送回給你了，以後你們會永遠在一起了。”
果然不久，我們一起隨錢大姐到了天津，然後隨第四野戰軍南下武漢，準備接管城市工作實習。我們在路過開封時，還一起回到王放的老家拜見她的父母，她的父親算是一個文化名流，很幽靜的小庭院，滿屋子的書。
在武漢實習期間，我被派到華中總工會做副秘書長，王放到中新紗廠當軍代表。三四個月後，我們奉命到南京第二野戰軍報到，後又轉輾到西安，隨一野的賀龍南下接管成都。
成都市和平解放了，地下黨也會了師，地下黨的同誌都分配去各方麵接管工作。我和王放回到成都後，專門到柿子巷去看了一下，弟妹侄女都很好，我們十分高興。隨後，我們走上了各自接管的工作崗位。王放因為是大學畢業，會寫文章，空軍處要她去協助接管，她高興地去了，她穿上空軍製服，戴上空軍的大蓋帽，好不神氣。她還和一起的同誌照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一直保留到現在。
解放了。我們都以為從前做地下黨的艱苦危險從此煙消雲散，擺在我們麵前的將是一帆風順的錦繡前程，可以痛痛快快地做一些工作了。
然而並不盡然。
坎坷不平路
王放在空軍處做協理員協助接管。接管後，本來要她任隊列科長，可是不久她卻拿著轉回地方的介紹信回來了。當時我在區黨委擔任組織部副部長和成都市委組織部長，看到她的介紹信後立刻就明白了，說的是她沒當過解放軍，沒有軍齡，不便安排，其實是她填履曆表後發現她家是地主官僚，出身不好，這才是真正原因。那個時候，如果你出身不好，就算你再有本事，再忠心，也是不會被看重的。我的處境也正是這樣，實際是降了兩級在使用。但是地下黨同誌從來沒有當官意識，從不介意什麼級別，有工作幹就行了，所以王放雖然因家庭出身影響了她的工作，心中有那麼點不愉快，但她不在乎，回到地方後還是那麼朝氣蓬勃的樣子，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氣要使出來。周恩來同誌的那句 “出身自己不能選擇，革命道路卻自己可以選擇”的話，我們很以為然，何必在乎自己的家庭出身，好好幹工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