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淦：有所為有所不為
台海關注
作者：陳星
在國民黨敗退台灣60餘年的曆史中，嚴家淦無疑是一個重要且獨特的曆史人物。嚴家淦於1947年嶄露頭角，成為光複後台灣省首任財政廳長。在此後的20多年時間裏，他對台灣的經濟政策變化有著重大的影響，可以說是台灣經濟恢複和起飛時期技術官僚的典型代表。嚴家淦得到蔣介石賞識，仕途平穩，從財政廳長一直做到“總統”，並成為兩蔣權力交替過程中的關鍵性人物。嚴家淦能受到當局賞識，主要在於其圓融的個性以及對進退分寸的準確把握，即有所為有所不為，故能在波譎雲詭的台灣政壇立於不敗之地。
啟動台灣經濟的發展
嚴家淦作為國民黨敗退台灣早期的技術官僚，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任台灣省財政廳長期間，嚴家淦主持了幣製改革，以新台幣代替不斷貶值的舊台幣，並且堅守收支平衡原則，嚴格控製通貨膨脹，不再以發行通貨作為緩解財政危機的手段。嚴家淦通過控製支出與整頓稅收同時並舉的方式，幫助國民黨當局緩解了財政危機。在陳誠主持台灣省政府期間，嚴家淦與尹仲容、徐柏園等主管財經事務，在陳誠的主持下完成了台灣的土地改革，同時推行現代預決算製度，厘定財政金融政策，清理訂定各項財稅法規，使台灣當局的財政狀況由原來的紊亂不堪逐步走向穩定。國民黨新敗之初，人心惶恐，經濟形勢的穩定對於台灣政治與軍事的穩定顯然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正是因為如此，嚴家淦逐步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
此後，嚴家淦長期在台灣經濟領域發揮著影響。1950年嚴家淦從台灣省財政廳長升任“經濟部長”，1963年首任“行政院長”，1966年任台當局“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到1972年辭去“行政院長”兼職，在前後長達22年的時間裏不同程度地主導著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決策。
在嚴家淦等人的推動下，1960年台灣“立法院”通過“實施獎勵投資條例”，以犧牲部分稅收收入的方式吸引生產性投資。這項政策在出台過程中曾引發爭議，按照當時“財政部”的估計，該“條例”實施第一年（1961年度）減少稅收5.1億元（新台幣），第二年稅收減少數也大致相仿。此時嚴家淦展示出了其作為專業技術官員的堅持，他認為稅負合理調整後，既可培養稅基，同時減少了逃漏動機，稅務行政亦可望改善，因此決定全力推動。事實證明，這一“條例”在台灣實施了30年，開創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局麵，對日後台灣工商業發展的影響很大。
在嚴家淦長達八年的“行政院長”任內，台灣當局先後製定和實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經濟計劃。通過這兩個四年計劃，台灣當局不斷改善投資環境，改進經濟結構，提高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同時大力發展加工出口工業，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經過一係列努力，台灣獲得了每年平均10%的經濟增長率，對外貿易額也大幅增加，並於1970年實現出超。這兩個四年計劃的完成意味著台灣結束了進口替代工業的時代，進入以輸入原材料、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工裝配並輸出產品為特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時代。台灣經濟由內向型發展道路轉為外向型發展道路，對當時台灣經濟進入“起飛時代”起了決定性作用。
處事謙衝、知所進退
憑借著專業技術優勢，嚴家淦在經濟領域做到了“有為”，但是在政治領域嚴家淦一路順風順水，依靠的則是其“無為”的處事風格。原國民黨大員楚崧秋曾評價他說，“其過人之處在於不搞宗派、不用私人、沒有政敵、沒有恩怨，這是其長期屹立於波譎雲詭之政海之最大原因”。嚴家淦自己說其待人接物，以“寬和忍讓”為座右銘，認為凡事應“退一步想，易地而處，就會消除爭執，化幹戈為玉帛”。這種認知是嚴家淦謙衝性格和知所進退行為取向的基礎，也因此使其在台灣政壇成為爭議比較少且廣受支持的政治人物。
嚴家淦為人謙衝的形象，是其“人緣”較好的重要原因。1963年獲提名為“行政院長”後，為了讓“立法院”審議過關，資曆較淺的嚴家淦決定親自拜會寓居在台北市郊的全部“立法委員”，麵請支持。最後“立法院”的投票結果，嚴家淦獲得了高達83.2%的同意票。地位日高也沒有使嚴家淦改變這種謙衝的形象。蔣介石去世後，嚴家淦成為“總統”，在主持“國慶閱兵”時，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卻將要發表的文告送交“五院院長”過目，以示尊重之意，其為人之圓熟，一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