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勸張春橋當副手談起
往事錄
作者：閻長貴
[作者附記：我這篇文章送何方老征求意見，請他指導，他給我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告我許多實際情況，彌補了我知識的缺欠，我對這位九十高齡的老人無限感激，茲將他的信一並發表在這裏，以饗讀者。]
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又說：“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誌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還說：“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
十分清楚，這個決議不僅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且說連遵義會議都是毛澤東同誌領導的。曆史事實真是這樣嗎？不管怎麼樣，這已經成了我們黨的定論。胡喬木1951年6月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黨史書的名義再次宣布：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經過4000多位高級幹部和專家討論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又鄭重重申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仿佛已成為鐵板上釘釘的事實了，誰也動不得。誰若是有疑問誰就是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甚至說你是反黨。然而，在20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有權威的黨史書（如《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上，在“確立”前麵又添加上“實際上”或“事實上”三個字——這是為什麼？
恕我狂言，我認為這表明說“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理不直氣不壯。在今年“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的日子裏，又有人撰文專門論述“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據說共有七條（即：從政治上看、從組織上看、從思想上看、從軍事上看、從經驗上看、從實質上看、從發展上看）——如果曆史事實確確實實是“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的話，並且已經過去七十年了，再做這樣的文章還有必要嗎？我看這篇文章的發表（《光明日報》2013年10月9日）至少說明一點，不論在黨史學界，還是在社會上，這個問題都還沒有取得完全的共識。本著毛澤東倡導而他並沒嚴格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一再重申的“百家爭鳴”的原則和方針，我不揣冒昧談我的一點看法。
我們先看看毛澤東本人的態度和說法。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軍事工作落實與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曆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所謂領袖，亦即任總書記（或其他稱謂；不管什麼稱謂，用現在通用的話說，這裏說的領袖，反正是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據毛澤東的侄子、1975—1976年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2008年親口對我說，毛澤東在臨終前遴選接班人時，他最屬意和看重的是張春橋，但又覺得張春橋不能服眾，於是經過翻來覆去的思考，最終選擇了華國鋒；就是在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時，他還是想讓張春橋做“軍師”，即讓張春橋輔佐華國鋒。毛遠新說，毛澤東曾讓他向張春橋傳達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毛澤東說做副手，做誰的副手？顯然是做張聞天的了。毛遠新還特別向我說明，毛澤東1976年，說話，除了一些平常的生活用語，他的許多話，如一些地名、專有名詞，誰都聽不懂——張玉鳳聽不懂，我也聽不懂，他說的“遵義會議”我怎麼也聽不懂，這幾個字是他用筆寫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並沒有對從胡喬木最早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他的“中央領導地位”提出異議，換句話說，他是完全認可和欣然接受了的，但他為什麼又不止一次地說第五任領袖是張聞天而他隻是“副手”呢？其中有何玄機？
我們再看看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的說法。
周恩來，1967年7月12日，談到毛澤東成為我們黨的領袖前的五任領袖時，就說：“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參見何方《黨史筆記》。何方對“十年”解釋說：“這可能是個概數，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也隻有8年。”）
在1979年8月25日舉行的張聞天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辭，說張聞天“在這次會議（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