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一家言
作者：章立凡
2014年1月12日，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博士聲淚俱下的道歉，在互聯網上引發了熱議。讚成、反對、感動、冷漠、質疑、不屑、嘲諷……各種腔調的聲音不絕於耳。
曆史的符號
在原師大女附中“老三屆校友與老師見麵會”上，該校文革初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副主席宋彬彬，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宋稱老校長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劉進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她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首先須肯定：一個人到了晚年，對於年輕時犯下的過錯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師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們並沒有出現在道歉會場，態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個“葫蘆案”。宋博士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時也是在切割責任（她認領的是“道德責任”，而不是法律責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腳下。留下的思考題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宋彬彬之所以成為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是因為她曾與好幾個“第一”沾邊：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長成為文革中全國因武鬥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該校因而成為第一個打死老師的學校；當時宋彬彬是該校“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作為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並作為第一個有名有姓的紅衛兵人物，被媒體廣泛報道。
當偉大領袖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時，輕鬆吐出三個意味深長的字——“要武嘛”。兩天後，《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首次傳達了毛的口諭，並宣稱：“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這反映了人們思想的一個大變動，反映了革命的小將在成長，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情。”
“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發了全國第一輪的武鬥和抄家狂潮，史稱“紅八月”。這場有組織的暴行，得到了高層及公安部門的支持和縱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紅衛兵提供了管段內“牛鬼蛇神”的名單和地址。謝富治在“紅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幹部會議上，對武鬥作了詮釋：“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說不對就給壞人撐了腰，壞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據官方不完全統計，8月至9月的40天裏，紅衛兵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狂潮從北京蔓延至全國。
在重大曆史節點上的短暫亮相，給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被權力利用過後，“宋要武”成為那個暴力年代的一個曆史符號，如影隨形伴隨著宋彬彬的人生。
曆史的問責
文革結束後，赴美留學並工作的宋彬彬，不斷遭遇曆史聚焦：芝加哥大學曆史學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認為宋彬彬等對卞仲耘之死負有責任；卞校長的丈夫王晶先生，不僅保存了亡妻的血衣、遺體照片和遺物，且數十年不懈地搜集證據，他手中還握有一份在郵電醫院死亡現場的《宋彬彬談話紀要》，且一直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麵楚歌的宋彬彬，多年來一直在不同的場合否認參與打人，否認改名，否認自己是《光明日報》文章的作者，否認與王晶見過麵……同時不斷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過。劉進、葉維麗、馮敬蘭、於羚等校友，自發組成了“八·五”事件調查組，將責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數幹部子女。據葉維麗回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腦子裏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馮敬蘭在道歉會結束後新發表的文章中說：“發起者、打人者多為住在京西大院的軍隊幹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讀，1965年9月，通過中考她們進入女附中。”
道歉會通過老教師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達了對宋彬彬等人的諒解，且指打人者當時是未成年人，從法定年齡上不能承擔法律責任。調查組距真相一步之遙處裹足不前，卻依然有所保留，不願說出虐殺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她們早已是成年人）。時至今日未能還老副校長一個公道，令這場校友內部調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國的同齡人有句口頭禪——“青春無悔”。極少有手上沾過血的人，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責任。按照“法不責眾”的“國民性”傳統陋規，國人對於參與集體犯罪，曆來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認為“大家一起沾血”的惡事可以免責，這也是那個時代“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政治運動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