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列印”了戴笠的另一電報手稿。那是1937年6月初,周恩來帶著中共起草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綱領,到廬山與蔣介石會談。戴笠急電蔣介石:“特急。(廬山) 牯嶺委員長行轅,汪組長荻浪兄親譯。密請轉呈委員長鈞鑒:周恩來此次前來,晉謁主意有兩點應請鈞座注 (意):1.聞共黨在膚施 (引者注——即延安) 會議目前雖可接受三民主義之領導,共同抗日,但對共黨組織不能放棄並不能停止活動,似此主義之信仰不同,思想不能統一,而本黨之組織訓練與夫黨員鬥爭之精神與技術又不如共黨……”
電報表明,戴笠搶在周恩來到達廬山之前,向蔣報告他所收集的情報。
戴笠的許多電報,由於高度機密,往往指定某某特工親譯。有的電報“限一小時到杭州”、“限即刻到香港皇後大道”。戴笠三天兩頭給“委員長鈞座”發密電,提供情報,也有的電報發給國民黨軍政要員,還有的電報竟是發給“默邨兄”(漢奸特務) 的。讀“戴公遺墨”,如見國民黨“特工之王”戴笠其人。
追蹤“兩岸密使”曹聚仁檔案
我在台灣注意起香港作家、“兩岸密使”曹聚仁的蹤跡,最初是在2003年1月,我來到日月潭畔,下榻於著名的涵碧樓。涵碧樓曾經是蔣介石的行館。正因為這樣,涵碧樓有一個專門的紀念館,收藏蔣介石在涵碧樓的史料。我在那裏首次發現台灣方麵透露的關於曹聚仁的重要信息。
在紀念館裏 《風雲際會涵碧樓——兩岸關係濫觴地》 的說明詞中,我見到這麼一行字:
民國四十五年 (引者注:即1956年)7月,蔣公親點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來在頤和園與曹見麵,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隻要政權統一,其它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構想。
這說明詞清楚表明,選擇曹聚仁為“密使”,乃是蔣介石“親點”。
我還見到這麼一段說明詞:
民國四十五年 (引者注——即1956年) 十月三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曹聚仁,毛對蔣的態度,已從蔑視轉向容忍,並承認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作用,並有“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的想法。
我還注意到涵碧樓紀念館的說明詞中,有一段不尋常的話:
民國五十四年 (引者注——即1965年)7月20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涵碧樓,聽取曹密訪北京報告,形成一個與中共關係和平統一中國的談判條款草案,當時稱為“六項條件”。其中第一條即為蔣介石仍為中國國民黨總裁,可攜舊部回大陸,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北京當時建議以江西廬山作為蔣介石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在大陸,關於毛澤東、周恩來接見曹聚仁,公開見諸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毛澤東年譜》 《周恩來年譜》,而台灣方麵從未提及曹聚仁。我在涵碧樓紀念館裏的發現,證實了曹聚仁確為“兩岸密使”,往來於毛澤東、周恩來與蔣介石、蔣經國之間。
我把我在涵碧樓紀念館的發現,發表於上海《文彙報》,引起廣泛注意,也引起我的文友、曹聚仁之女曹雷的關注。
由於我多次前往台灣,決意在台灣追尋曹聚仁的蹤跡。我曾經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拜訪了國民黨的黨史研究人員。令我驚訝的是,國民黨的黨史研究人員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問我是哪三個字?!我把“曹聚仁”三個字寫在紙上,他仍搖頭說不知道。
我後來得知,蔣介石的重要檔案,都在“大溪檔案”之中。所謂“大溪檔案”,是因存放在台灣桃園縣大溪一個鮮為人知的密室中而得名的。蔣介石有很強的“檔案意識”,很注意收集、保存自己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筆記等。“大溪檔案”是蔣介石從1921年起各種從政文件的重要檔案。隨行機要秘書不斷把蔣介石的文書收入檔案。這批檔案跟隨蔣不斷遷移,最後隨蔣來到台灣,密藏於大溪。1979年7月,“大溪檔案”從大溪檔案室轉移至台北陽明山。後來保存於蔣介石在陽明山的行宮陽明書屋之中。“大溪檔案”自1995年起由“國史館”接管,定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國、嚴家淦這兩位“總統”的檔案也由“國史館”接管。“國史館”稱,蔣介石、蔣經國、嚴家淦三“總統”檔案,是該館的鎮館之寶。
在“國史館”的電腦中,我查找“總統”“副總統”檔案,共有文件史料、專欄史料、照片史料、底片史料、視聽史料、微卷史料、綜合史料等類別。管理員孫小姐告訴我,“總統”或者“副總統”檔案,目前一部分已經解密,可供查閱,還有一部分仍屬保密範圍,不會出現在電腦的目錄上。已經解密的檔案,有一部分已經掃描,可以在專門的電腦屏幕上閱讀,但是不能“列印”或者翻拍,隻準抄錄;還有一部分已經解密的檔案尚未掃描,隻能到“國史館”新店分館查看原件。
試著在電腦中輸入曹聚仁三個字之後,令我高興的是,出現了諸多關於曹聚仁的文件名稱。我首先查閱一份已經掃描的檔案,上麵標明“機密報告,極密件”,又標明“總統府注銷,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也就是說,這份“極密件”是經“總統府”在2012年8月1日審定予以解密。這份文件寫於1955年8月20日,是一個名叫陳建中的情報人員在香港所寫的報告,“呈蔣先生”,即致蔣介石。報告長達17頁,描述了香港各頭麵人物的政治動向,其中第4頁提及曹聚仁:“正午報主筆曹聚仁等人表示,願脫離匪方。”所謂“匪方”,即指中共。
接著,我查閱並抄錄了曹聚仁寫給蔣經國的三封親筆信,查清了曹聚仁與蔣經國的關係。曹聚仁結識蔣經國,是1938年8月16日他作為中央社的特派員在江西南昌采訪蔣經國。翌年6月,蔣經國擔任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地區) 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曹聚仁因妻子鄧珂雲懷孕,而在戰亂之中的江西,唯有贛南比較安定,便與妻前往贛州住了下來。蔣經國力邀曹聚仁任贛州《正氣日報》 的總編輯、總經理、總主筆,從此成為蔣經國的莫逆之交。1943年春,曹聚仁隨蔣經國去重慶拜見蔣介石。1945年6月,蔣經國離開贛州,曹聚仁則回到上海。曹聚仁仍與蔣經國有著密切聯係。曹聚仁寫出 《蔣經國論》,成為蔣經國的第一部傳記。
自從1949年蔣經國隨蔣介石敗退台灣,而曹聚仁則在1950年夏日前往香港,彼此失去了聯係。“國史館”檔案中保存的曹聚仁在1952年4月3日從“香港九龍今巴利道諾大弗台7號”,托“靈均先生”轉交“台北市總政治部蔣經國主任”,使身在香港的曹聚仁與身在台灣的蔣經國恢複了聯係。曹的親筆信表明,他寫信給蔣經國,起因是為“至戚金式”抱不平。
金式是曹聚仁的妹夫——金式妻子曹秀珊,即曹聚仁胞妹,所以稱“至戚”,亦即至親。金式是黃埔軍校六期、陸軍大學十期,1949年任國民黨第十二軍第二〇三師師長,下轄3個團,在浙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殲滅,金式隻身逃往澳門,“到澳門就精神苦悶,憤而出走伶仃島,參加海上遊擊,浙東部屬乃無法支撐”。曹聚仁為妹夫金式向蔣經國求情。檔案中沒有蔣經國給曹聚仁的回信。不過從曹聚仁1952年4月11日托“靈均兄”轉“經公”(即蔣經國) 的第二封信可以看出,曹聚仁從香港托人帶信給台灣的蔣經國,8天之後就得到回複,可見他一旦與蔣經國取得聯係,通信渠道是相當暢通的。
曹聚仁在4月11日的信中,對蔣經國直言不諱:
聚仁對於時政,認為非徹底改革,改變作風,決無出路,當年贛南之朝氣,乃成敗轉捩之機,鈞座為轉捩風氣之人,乃無以挽救大陸之頹勢,言之痛心。
聚仁在港年餘觀感如舊,今日羽毛未豐,似不宜輕言反攻;但大陸人心動搖之際,非有實際行動,何以轉變其意向?
曹聚仁稱,“來港寫稿,僅以賣文為生,亦未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此間環境複雜,處境苦難,幸台座明察焉。”
曹聚仁期望赴台麵見蔣經國:“願得一閑,麵向台座作最懇切之陳述,乞台座熟思深慮焉……倘許以入台麵謁,乞為守秘!”
“國史館”做事甚細,不僅掃描了信箋,還掃描了信封正反麵。
在曹聚仁致蔣經國第二封信的信封上反麵,我看到了蔣經國用藍色鉛筆寫下的批示:
此公欲來台
送呂縈兄併辦
至於“呂縈兄”如何辦理、曹聚仁何時從香港赴台灣麵晤蔣經國,檔案中並無相關文件。據筆者估計,那些相關文件,仍未解密,所以未能查到。不過,從曹聚仁的這些親筆信可以看出,曹聚仁是在到香港一年多之後,在1952年4月與蔣經國取得聯係。他們在台灣見了麵。後來蔣介石在1956年7月親點曹聚仁作為密使前往北京,就是由於1952年4月曹聚仁與蔣經國重新取得聯係。
當年的美國 《時代周刊》 曾以透露內幕消息的口吻寫道:“在香港,傳聞集中在一個叫曹聚仁的中國記者身上”。“曹相信,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最好的事就是能否與共產黨談判解決問題。在收到北京方麵支持他的消息之後,曹就寫了一封信給舊識蔣經國,告之:‘在這危急時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顯然,美國 《時代周刊》 把事情弄反了!是兩蔣在台灣日月潭涵碧樓接見了曹聚仁,派他作為密使前往中國大陸。
在電腦中,我在“蔣經國‘總統’文物”中,見到 《曹聚仁檔案》。標明是蔣經國“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 (五)”。這表明,蔣經國在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時,還專門設置了 《曹聚仁檔案》。這一檔案,後來移存於“總統府機要室”,最後轉往“國史館”。在電腦中,無法查閱 《曹聚仁檔案》。孫小姐告訴我,這一 《曹聚仁檔案》 尚未數碼化,必須到“國史館”新店分館查閱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