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離拉脫維亞的這一群人中間，存在著很深的代溝，那些成年後才離開拉脫維亞的人，對拉脫維亞抱有著深深的懷舊和思鄉之情。在紀念拉脫維亞獨立的時候，他們會為離開家鄉、失去國土、失去獨立、失去他們在拉脫維亞努力獲得的一切而痛哭流涕。但是對年幼就離開拉脫維亞的人來說，這是無法忍受和理解的。那個時候我們還很小，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的眼光是向前看的，充分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從生活中獲得機遇和挑戰，而不僅僅是為我們所失去的過去而哭泣。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年輕人和老一代人中間都成為很受歡迎的演說家，因為我使他們意識到不應該總是為我們所失去的一切和我們所承受的不公的待遇所哭泣，我們從過去吸取一些積極的教訓，以此為基礎重建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生活盡可能地幸福.”對於回到拉脫維亞的原因，弗賴貝加如是說。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拉脫維亞宣布恢複獨立。已經年過半百的弗賴貝加懷著激動的心情看到祖國多年的夢想變成了現實。在此後的幾年裏，她頻頻往返於大西洋兩岸的拉脫維亞和加拿大之間，為研究、挖掘拉脫維亞文化、幫助拉脫維亞在重返國際舞台後樹立自己的形象做了大量工作。1998年，享譽學術界已久的弗賴貝加從已經執教了30多年的蒙特利爾大學退休，這一年的秋天，她作出了一個決定，那就是和丈夫一起回到拉脫維亞定居。
弗賴貝加有回到拉脫維亞的打算是從199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的總理很意外地給她打了一個電話，說要成立拉脫維亞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按照瑞典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弗賴貝加主要的工作是準備一些關於拉脫維亞的資料。回到拉脫維亞以後，弗賴貝加發現拉脫維亞在重獲獨立以後，正陷入經濟困境之中，缺乏資源，許多學者和教授在拉脫維亞生活艱難，工資很低，如果弗賴貝加回到拉脫維亞還要找工作，無異於從別人的嘴邊奪食，所以她覺得應該在退休之後回來。
當時的也是一個信息資源庫，世界上有許多人都不了解拉脫維亞，弗來貝加認為他們能做的就是讓世界上的人們更多地了解拉脫維亞，這對於她來說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這個工作會不會成功，會不會幹得很愉快，弗賴貝加都不知道。弗賴貝加說：“當時我隻是想用我的知識和掌握的技能對我的國家做出貢獻。我準備了一箱衣服，又裝了一箱書和資料，回到了裏加，我丈夫和女兒留在了蒙特利爾。”
“我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機會，我沒法拒絕，這是我運用自己知識的一個機會。這個工作很艱難，完全從零開始，我認為我幹得很出色，但是我卻沒有享受到我工作結出的果實。我丈夫一直勸我不要為此太過抱怨，因為我又獲得了另外一個無法拒絕的機會，那就是成為了總統競選的候選人。”
政壇“黑馬”
在次年6月由議會選舉總統時，由於各黨派都不能推出多數能接受的人選，導致總統選舉遲遲沒有結果。
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政黨背景的地經過一次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出任三個政黨聯合推舉的候選人，與其他六位候選人一起參加總統競選。1999年6月17日，拉脫維亞議會舉行了總統選舉，弗賴貝加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1999年7月8日，那個曾經在55年前一個昏暗的早晨抱著心愛的洋娃娃，牽著父母的手不情願地離開自己家鄉的小姑娘，在拉脫維亞議會的全體議員麵前，舉起右手放在胸口，宣誓成為拉脫維亞曆史上的第一任女總統，同時也是東歐和前蘇聯地區曆史上的第一位女總統。
“淩晨兩點鍾時有人打來電話告訴我選舉結果。我當時在國會現場，坐在觀眾席，記者們已經等在那兒了，有人告訴我選票結果第二天才會出來，所以我打算去七樓的拉脫維亞研究所繼續我的工作。七樓是頂層，很熱，我當時穿著一件印花毛衫，一雙很平常的平底鞋，像平常一樣工作著。但是沒想到很快就到了就我當選進行投票的時候了，所以我馬上預約了一個第二天的發型師，為可能發生的事情做些準備。”弗賴貝加也為自己能夠當選感到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