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群眾路線”在文化界的實踐
文化傳播與教育
作者：嚴娟
摘 要：對於“群眾路線”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其內涵、邏輯、演進等本質問題的討論，行文大同小異，缺少創新性，但為其他相關“群眾路線”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本文將從延安時期的文化角度切入，探析文化界在延安時期的“群眾路線”實踐以及文化界這種變革的深層次原因，以期對“群眾路線”以及延安當時的文化氛圍有一個更加全麵的認識。
關鍵詞：延安時期；群眾路線；文化界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5-0138-03
群眾路線是黨的基本路線，經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提出與形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發展和挫折、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進展和提升過程，延安時期是毛澤東群眾路線的成熟時期，對於群眾路線的研究，有必要回到延安當時的大背景大環境下進行考察與思考。
同時，一種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建構，所以本文將從延安文化角度切入，縷清延安時期文化與“群眾路線”之間的關係。
一、延安時期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這個概念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所提倡的基本路線，它最早出現在1928年7月黨製定的《政治決議案》中，在文件中明確指出，“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1]；緊接著在1929年12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出台，毛澤東同誌指出：“一切工作和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2]”
延安時期經曆了近13年的時間，從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吳起鎮至1948年3月23日紅軍由陝北吳堡縣東渡黃河為止，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思想在這一時期漸漸趨於才成熟，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在提出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3]。簡言之，黨領導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從群眾中收集意見，並將集中的意見在群眾中整合宣傳，同時在其實踐中檢驗其合理性，最終形成一個良性的意見鏈，從而使黨的決策與人民的利益實現高度統一。此時，毛澤東將“群眾路線”理念提升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並且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實踐方案，可見他關於群眾路線的理論與認識已較成熟。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繼續就群眾路線作了更深刻的發言，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3]”毛澤東在這一時期主要強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顯著性，並將其定位於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無時無刻不以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不能因個人私利而損害群眾利益。同時劉少奇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也再次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 [4]。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這一時期關於群眾路線的闡述已經臻於成熟，將群眾路線視為共產黨與其他政黨區別的顯著標誌與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這些優良傳統與認識成為黨的基本認識，一直貫徹執行至今天。
二、知識分子聚集延安及帶來的問題
從九·一八事件到盧溝橋事變再到八·一三事變，日本侵華意圖一步步升級，最終發動全麵戰爭，中國也被迫走上了抵抗的道路，此時，基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決心以及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雙十二事變”，迫使蔣介石接受國共第二次合作。隨即1937年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緊接著陝甘寧“工農民主政府”易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延安為首府。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邊區擁有獨立的對邊區事務管理的自主權，行政長官由國民黨委任，但隻是名義上的，他不允許到任，南京派來的高級參謀也僅僅是聯絡性質[5]。
隨著3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獲得合法席位，以“赤都”揚名天下，全國大量擁有革命熱情、向往延安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紛紛趕赴延安，其中還包括很多文化名人，如丁玲、艾青、周揚等等，同時這些知識分子的來延，都受到了中共高層的歡迎。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製訂了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吸收政策，即“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方針。1942年整風運動期間更強調知識分子對於革命的重要性，並勸誡黨員幹部尊重知識分子的生活習慣，並且歡迎他們來到延安一起幹革命[6]。這些都激勵了其他知識分子來延，大量知識分子的湧來改變了延安原來的文化樣貌，其文化建設也呈現出了爆發性的增長，各種文化機構團體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