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些習慣於大城市生活，同時又持有精英思維的知識分子在文藝創作上仍延續其在大城市的模式，這些都與延安當時艱苦的環境及人民群眾落後的文化水平格格不入。1938年1月26日晚，剛剛成立的一個詩歌組織——戰歌社舉行新詩朗誦會，晚會共發出三百張入場券，但開始不久，人即陸續散去[7]。其實都可以想象當時新詩會的情景，台上的詩人們以其誇張的動作，慷慨激昂的、自以為精彩的咬字和腔調來誦讀那些時髦的自由體詩，而台下坐著的大多數都是滿身塵土、麵色黝黑，並且習慣山歌野調的農民，這些聽眾當然會不知所雲，相繼散去。當時知識分子“脫離群眾”不僅表現在創作上，還表現在生活上，當時延安條件非常艱苦，但知識分子1940年在延安城北青年溝打了三孔窯洞，作為交流聚會、談心敘歡的一個場所，屋子裏擺放著當時時髦的沙發、地毯、掛燈、木器什具，還陳列著古色古香的瓶、精致的壺、碗，整個屋子的牆壁都是塗了顏色，目的是調節屋裏的光線，除此之外，還有他們用來娛樂的象棋、留聲機、撲克、報刊雜誌等。這些都與當時延安的其他窯洞條件設施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見，當時的文藝界存在嚴重的“脫離群眾”問題。
知識分子的這些“脫離群眾”的表現與黨此時漸已成熟的“群眾路線”思想相悖，也不利於黨的相關政策的宣傳。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使整風在延安全麵展開，延安從中央到地方及其所屬機關，相繼成立學習委員會，緊接著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重要的講話（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至此整風運動便從文藝界開始，並如火如荼地進行。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批評文藝工作者對工農兵們擺臭架子，希望他們先做工農兵們的學生，才能做老師，文藝工作者們才明白過來，認識到自身與人民群眾生活的嚴重脫離，漸漸以嚴肅的態度對待他們以前嗤之以鼻的民間藝術，改變其文藝樣態，開始向人民群眾學習，並進行創作；同時整風運動也使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蕩然無存，這些轉變從他們後來的文藝作品中就可窺見一斑[8]。
三、文化界在延安時期的“群眾路線”實踐
整風運動之後，知識分子的文藝樣態發生了變化，全麵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湧現出了很多今天人們熟知並且優秀的延安文藝代表作，包括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秧歌劇《兄妹開荒》，新歌劇《白毛女》，詩歌《王貴與李香香》，報告文學《諾爾曼·白求恩片段》等。
（一）街頭文化
以街頭詩運動為開端，隨後其他領域包括音樂、美術等等都相繼跟進，形成了一種富有特色的“街頭文化”。1938年1月延安詩歌團體戰歌社試辦了一次詩歌朗誦會，但未成功，於是走上形式改革變通的路子，開啟了街頭詩運動，當時的延安，滿街掛滿了用墨筆寫滿了詩行的舊報紙，或者牆壁和岩石上都被詩人們寫上了他們喜歡的詩。
除了街頭詩之外，還出現了街頭巨型牆報，種類繁多，有《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等，其中，黑板報也是在這期間出現並發展壯大。其創始於1943年的綏德分區，並在接下來1944到1950年的七年間獲得了迅速的發展[9]，主要協助政府開展各項新的群眾運動，發揮其表彰和批評功能以及幫助群眾解決農業生產等方麵的問題，成為“群眾辦報”思想的一次成功實踐。除此之外，還有街頭藝術台、廣場張貼等文化樣式，都在聯係群眾、積極組織宣傳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街頭詩運動的興起與延安的物質條件分不開，當時延安的紙張很少、印刷也很困難，辦刊用紙都需要請中央批準和撥給，在這種艱苦的出詩集或者畫報以及報紙困難的時期，知識分子充分利用“街頭”這一空間形式，以期形成最好宣傳以及人民群眾最大程度參與的效果，同時這也是文化界對“群眾路線”思想的一種有益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