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儒家譬如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正相反，人性惡是韓非理論的根本起點和前提。韓非子之所以會抱有這樣的觀念，與他的生活環境和經曆也密不可分。戰國末期是一個權力鬥爭異常殘酷激烈的時代，不僅在戰場上進行著規模空前殺戮慘烈的戰爭；在各國的廟堂之上、宮廷之中，也充滿了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爭鬥。韓非長期生活在權力鬥爭的中心，對其中的醜惡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盡是邀寵諂媚或弑君篡位之徒。他們把所有的聰明和機巧全用在了權力鬥爭之上，為了結交黨羽、陷害異己、壓倒對手、奪取權勢，手段之惡劣、心思之狡黠，無所不用其極。這種人性的負麵在韓非麵前的充分展開，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一點歡樂和舒暢的氣氛，有的隻是算計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計的恐怖。在韓非的心目中，這就是全部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惡的。因此，人性惡成為韓非全部學說的邏輯起點。韓非清醒地認識到人性之惡會在政治生活當中造成何等紛亂的後果，同時也很清楚地了解通過人性之惡，通過製造恐怖和增加恐怖，能夠在公共生活中產生的積極作用，於是“慘礉少恩”成了韓非學說的一個主要特征，這一點又外化為《韓非子》55篇峻刻、犀利的文風。
同時，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強淩弱、眾暴寡、大魚吃小魚或者一群小魚聚集起來吃大魚的特定曆史事實又成了韓非最深厚最現實的知識底蘊，在《韓非子》全書中到處充滿著這樣的故事。這些知識積累和他的人生經驗互相印證，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滿恐懼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圍世界。
另外，對韓非的理論造成潛在影響的，可能還有他自身的因素。《史記》說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一個天姿超群、思想深邃、誌向遠大的人偏偏不能把他胸中的才學表達出來，這肯定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他的心理狀況、對周圍人事的感覺，繼而影響他對自己學說的構建。可以肯定，這種生理上的壓抑長期得不到有效的釋放和排遣，必然會加重韓非本已無法承受的“說難”、“孤憤”，強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澀感和對現實世界的疑懼、動搖乃至喪失他對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而這些也都將滲透進他的理論學說當中，既而表現在他所要推行的政治策略裏麵。可以想象，他的學說、政策，肯定是刻薄少恩，充滿肅殺甚至是殘忍的意味。就像韓非的前輩商鞅（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當年在魏國也得不到重用，在忍受多年的寂寞之後，終於被秦王起用，掌握大權。結果商鞅的政策也同樣嚴酷，連老朋友也不能被赦免。然而，韓非並未能得到像商鞅那樣的好機會，盡管他幾乎就要得到這種機會了。他在自己的國家韓國得不到重用，卻被韓的敵國秦的國君賞識，秦王甚至為了他而對韓國大興刀兵。然而可發一歎的是，講究“術”、“勢”、權謀的韓非終於竟因為他所鼓吹的學說而敗亡：韓非的同學李斯擔心韓非的到來會衝擊自己在秦廷的地位，於是向秦王進了讒言，將韓非下了牢獄。最後，又在秦王悔悟之前，逼得韓非服毒自殺。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落得這般下場，真不能不說是命運的諷刺。幸好，韓非的思想仍然為秦王所遵循，並在數十年後造就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封建帝國，這般功績，也足以讓韓非聲名不朽了。
《慎子》是戰國時期法家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原來學習道家思想，是從道家中分出來的法家代表人物。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誌》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42篇。後來很多都失傳了，《慎子》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群書治要》裏有《知忠》、《君臣》兩篇，清朝時，錢熙祚將其合編為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
《商君書》又稱《商子》，也是法家的代表作之一，傳說是商鞅的作品。商鞅曾經執政秦國，他的思想有很多被韓非以及後來的秦國統治者所繼承，想要全麵研究一下法家思想的讀者，不妨旁涉一下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