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術”、“勢”三者之間，“法”是根本，“勢”是基本前提，“術”是執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舉“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說明“勢”的重要，又列舉“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功，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說明“法”的重要，“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相輔為用。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製製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兩篇中。
韓非借解釋道家《老子》一書，對《老子》哲學體係的核心“道”，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賦予了客觀物質性的內容。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在這裏，韓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範疇。“道”是“理”的依據，“理”是“道”的體現。各種事物所以客觀存在，都是由它的特殊規律即“理”決定的，而各種事物的特殊規律即“理”又必然受總規律即“道”的支配。各種特殊規律即“理”的總和，就構成了總規律的“道”。
韓非對《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義的改造。德是事物內在的本質，事物內在的本質決定了事物的性質。在“道”和“德”的關係問題上，韓非主張“德”是“道”的功效。他說：“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兩者不能割裂。韓非對道和德的解釋，涉及了一般和特殊這對哲學範疇，它標誌著人們的抽象思維水平又有了飛躍，對客觀規律性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在認識論方麵，韓非受荀況的影響最大。他認為，人們的認識都必須依賴於感覺器官，人的眼睛能看東西，耳朵能聽聲音，心能思考問題，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屬性，所以他稱之為“天明”、“天聰”、“天智”。他清楚地說明了人的感覺和思維器官與認識對象的關係，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在認識方法上，韓非主張“去喜去惡”，切忌主觀偏見和先入為主的成見來左右人們的認識。檢驗認識的標準上，則提出了“參驗”的方法。韓非所說的“參驗”，就是對各種情況在進行排列分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分析，然後檢查驗證認識的正確與否。他認為隻有按認識的規律辦事，才能“得事理則必成功”。反之，就是主觀的妄想和臆測，這樣就必然失敗。韓非的認識論，雖然還屬於樸素唯物論的範疇，但它的理論思維水平，無疑是先秦思想家中最高的。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雖然韓非的主觀意圖是說明法治與禮治的根本對立，著意批判儒家宣揚的禮治思想，為法治戰勝禮治製造理論根據，但它確實客觀地揭示了當時儒法兩種思想根本對立的現實。韓非對矛盾的轉化條件，也作了辯證的解釋。如國家的強弱，他認為關鍵是實不實行法治。“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又如禍福的轉化條件，他認為關鍵是“行端直”和“驕心生”這兩個條件。“行端直”，則禍能轉化為福；“驕心生”，則福能轉化為禍。他還以水火為例，說明矛盾轉化的條件性。水本來是能夠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鍋裏，火就可以反過來克水，把水燒幹，這是因為條件不同的緣故。韓非又用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解釋曆史現象，形成了他的進步曆史觀。他認為時代在變遷，社會在發展，因循守舊、複古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這個寓言故事，猛烈抨擊頑固守舊的陳腐思想，為推行他的革新變法主張尋找理論根據。（佚名）
據《史記·韓非列傳》載，韓非是戰國七雄中韓國的公子，出身可謂顯要。這個顯貴的地位和接近權力中心的生活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在他的思想和學說中很容易發現。譬如因為他生長於深宮之中，不可能對下層的廣大人民和普通官吏的生活有太多的了解，更不會有什麼同情，這就決定了他的學說很難像同時代的儒家、墨家、農家那樣，有著顯而易見的平民色彩。韓非的理論，其唯一的服務對象就是君王，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孜孜以求的，也不外是維護君王地位的鞏固和權勢的獨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