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戰國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韓非子》標誌著先秦理論文的進一步發展，後世的理論文章，可以與之相比的也不多。
——《中國文學史》
在中國整個封建君主時代，存在著兩個聖人。一位是孔子，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被曆代君主所宗奉，他是顯性的聖人；另一位則是韓非，韓非的整套君主專製主義的政治策略始終是曆代君主獨裁統治的基礎。當代學者往往形容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是“外儒內法”，由此可見法家學說的重要作用。不過韓非的理論往往被君主帝王們在暗地裏運用，不及孔子之顯赫張揚，惟其如此，更見出韓非這位隱性聖人的吸引力所在。
韓非倡導一種純粹的君主獨裁論，也就是古人稱道的“帝王之學”，具體而言，就是法、術、勢兼治的專製論。他歸納出一係列政治權謀，其大膽、犀利和手腕之高明令人驚歎。對這些政治權謀作如此深入的研討，並直截了當地加以描述，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實屬罕見。對於充滿野心和統治欲的政治家來說，無疑極具誘惑力，因此也有人指責這“完全是一種法西斯式的理論”。然而，韓非無疑是戰國時期法家最重要的代表，法家學說正是在他手中發展成熟，成為能與儒家分庭抗禮的政治和哲學流派；秦國也正是因為遵循了韓非所倡導的法家思想而國力日壯，最後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偉業。
《韓非子》是韓非法家學說的體現，不但以其犀利深刻的思想光芒照耀千古，還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韓非散文的特點是鋒芒銳利，議論透辟，推證事理，切中要害。篇幅長的文章如《五蠹》將近七千言，這是先秦理論文的進一步發展。他的分析能力極強，如《亡征》一篇，分析“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郭沫若曾將《韓非子》視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認為“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是各有千秋”。
韓非是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謂“法家”，顧名思義，就是以法製治國，與儒家所鼓吹的以仁德治國相對。以法治為中心，韓非將早期法家思想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思想融會貫通，創造出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係。
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製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律，賞罰都要以“法”為標準。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他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麵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馭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他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還指出了“勢”的重要性。“勢”就是國君占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這一理論最初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即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隻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理論是韓非全部思想最具個性的部分，這一理論在由混亂的春秋戰國過渡到統一的秦漢的曆史過程中，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就連李斯也心悅誠服地稱韓非的學說為“聖人之論”、“聖人之術”，是治天下的“帝道”。
法家重視“法”，自然不會讚同儒家以仁道治國的思想，韓非甚至視儒家為不共戴天的敵人，譬如著名的《五蠹》篇稱：“儒以文亂法”，認為儒者是禍害國家的因素之一。但有趣的是，曆史記載中韓非子的老師，正是戰國時期的大儒荀子，在《韓非子》一書當中，也不難發現荀子思想的蹤跡，譬如韓非堅信人性本惡，因此需要以嚴刑峻法來製約人性，這種人性惡的觀點，顯然是繼承荀子而來的。另外，韓非還吸納了一部分道家的學說，《韓非子》中有《解老》、《喻老》兩篇，就是對老子學說的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