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階級鬥爭史和國內外民族關係史，《漢書》有詳細的記載。從它許多篇章所記載的內容，可以看出西漢統治者如何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廣大人民，民眾又是如何前仆後繼地進行反抗鬥爭。僅以一篇《王莽傳》來看，就可以了解到西漢末年階級鬥爭如何的尖銳複雜，統治者將廣大民眾推入災難深淵，赤眉、綠林起義則如火如荼，民眾終於推翻了王莽統治。《漢書》所記載四周的國內外民族的曆史，比《史記》還要豐富些。它除了記述匈奴、西南夷、朝鮮等的曆史外，還在《大宛傳》的基礎上擴寫為《西域傳》，敘述了漢朝與西域間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史，西域幾十個國家或地區的曆史，為研究我國古代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這樣的記述，為後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個優良的傳統；也為後世研究漢代史者所取材，故《漢書》在中國史學史上享有“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彪附固傳》）和“記事詳贍”（《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譽。（佚名）
《漢書》的大一統和正統思想
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是《漢書》的一大特點。
我國的統一事業經過了漫長的曆史道路。自夏、商、周，經春秋戰國，至於秦、漢，終於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司馬遷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中寫道：“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他驚歎統一的艱難，是以史實為根據的。他也以如椽大筆寫下了我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曆史腳步，還熱切地肯定秦漢的一統，說秦統一天下“成功大”，說漢通過削藩，發展郡縣製，加強了統一，造成“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但司馬遷因受曆史條件的限製，所著《史記》還隻是勾畫出由分裂到統一的曆史大勢及秦漢統一的初步的輪廓。
班固寫《漢書》，竭盡心力同時也有條件來寫西漢統一大業。他汲取了《史記》的經驗，加以改進和發展，以濃重的筆觸全麵地從時間、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諸方麵詳細地記述西漢統一，給統一的漢代政權和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以應有的曆史地位，歌頌漢的一統帝業，這是空前的史學成就。《漢書·敘傳》說：“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讚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維學林。”從大一統的角度來看這段文字，可以說是班固著意寫統一大業的自我表白。而傳世的《漢書》，確實體現了這個旨意。
同時，《漢書》推崇漢為正統。《漢書·高帝紀》寫道“漢承堯遠，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這是神化劉邦，興漢符合天命，同時又否定被漢取代的秦朝及篡漢的王莽政權之曆史地位。《漢書·王莽傳》說秦朝和新莽都不符天命，隻是“餘分閏位”，沒有合法的曆史地位。這與《史記》肯定秦朝統一“成功大”相比，顯然有著嚴重的偏見。這種封建正統觀念是非曆史主義的，但它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故後世封建史學家紛紛有正閏論之爭。它又鄙視非漢的政權和非帝係的人物，將《史記》中列為“本紀”和“世家”的項羽和陳涉一律列於“傳”。雖然記載的史實大致上照舊，但評論的調子卻改變了，說什麼：“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陳涉和項羽推動曆史的作用都不提了。這種體例上的安排及對人物的評論，鮮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統思想。
當然，《漢書》的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如今應當審慎地予以分析批判。對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應當區別對待，就是對正統思想也可作具體分析。（佚名）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人，出生於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親班彪，字叔皮，東漢光武帝時，官至望都長。班彪博學多才，專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學大師。當時，有不少學者都曾著手為司馬遷的《史記》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班彪對這些續作都不滿意，便“采前史遺事，旁貫異聞”（《後漢書·班彪傳》），作《後傳》65篇，以續《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