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圖裏的陸上絲綢之路
封麵故事
作者：丘濂
中國古代地圖間接描繪了絲綢之路，也體現了絲綢之路開辟之後地理知識的流通。由古地圖來觀察絲綢之路的影響，是一個有趣的角度。
“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8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連接中國與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河間”區域以及印度的絲綢貿易路線稱作“絲綢之路”。今天通常意義所說的“絲綢之路”，無論時間和空間上都有所擴展，連接起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商業貿易通道，又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就“陸上絲綢之路”來說，並沒有一幅古代地圖是專門描繪這個主題。《中國古代地圖文化史》的作者席會東告訴本刊，古代地圖和絲綢之路會在兩個維度產生交集：首先它間接表現了絲綢之路所經過的區域，是絲綢之路物化的載體。再有，絲綢之路也是文明交往之路，通過這條道路，中西之間關於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地理知識得到流通，這在古地圖中得以體現，古人的世界觀相應發生變化。
疆域政區圖是存留數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中國古地圖門類，在古代稱作“輿地圖”，按表現內容不同，分為天下圖、全國圖、郡國圖、省圖、府州圖、縣圖等等。絲綢之路形成和拓展過程中所帶來的地理知識的擴充，是導致西部疆域以及整體疆域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西域”是漢朝以後對玉門關、陽關以西地區的總稱，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狹義西域專指蔥嶺以東的新疆地區，廣義的西域則包含狹義西域，以及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亞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島、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絲綢之路穿過西域，但是和西域的概念又有區別。一個區別在於西域的起點在敦煌，絲道的起點在長安，兩者的長短不一致。另外根據考古發現，絲綢在戰國至西漢初期就開始西傳，絲路形成要比人們對西域形成認知要早。盡管如此，兩者具有在時空上相互重疊的部分，仍然使得觀察疆域圖裏西域版圖的變遷具有意義。
漢朝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啟了中原王朝與西域各國的正式交往。宣帝神爵二年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統轄天山以南、蔥嶺以東三十六國。“自漢朝以來，西域就沒有脫離過中原王朝的管轄體係和地圖的繪製體係。蔥嶺是一個很重要的地理標界。基本上曆代中原王朝管轄的範圍是蔥嶺以西的地方。但在唐朝盛世之年，控製管轄的區域越過了蔥嶺。”席會東說。唐朝貞觀十四年（640）設立安西都戶府，統轄安西四鎮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喀爾）、於闐（今新疆和田）和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以東托克馬克附近），轄境相當於今天新疆和中亞楚河流域。唐朝顯慶、龍朔年中安西都戶府從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市東高昌故城）移治到龜茲，轄境擴大至今天阿爾泰山西至鹹海間所有遊牧部族和蔥嶺東西直到阿姆河兩岸城郭諸國，後來逐漸縮小，安史之亂後退至蔥嶺以東。
不過，對疆域圖的繪製並不以中原王朝實際控製的區域為界，因為在相當長的年代裏，中原王朝的統治者都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中國的皇帝就是君臨天下、擁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個例子是清朝乾隆年間製作的《乾隆內府輿圖》：東北至薩哈林島（庫頁島），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至波羅的海、印度海和紅海，東至東海，已經是整個亞洲的全圖，表現了“天下一統”的疆域觀念。
從另一個角度說，疆域圖上對於西域的表現，除了天下觀的彰顯，還體現了當時人們對於西部世界地理知識的掌握。唐宋時期，人們對西部的了解延展到了地中海東岸的西亞這一帶。到了蒙元王朝建立起橫貫歐亞大陸的大帝國，陸上絲綢之路暢行無阻，為東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創造了良好條件。隨著東西方交通道路的開辟，不少出生於中亞、西亞的伊斯蘭學者陸續來華，將伊斯蘭地圖、阿拉伯人乃至歐洲人的地理知識和世界觀念帶入中國。從此，描繪中原地區之外包括廣義西域範圍內的中亞、西亞、歐洲、非洲的天下圖才開始出現。
關於西域地圖，或者包含有西域的疆域圖，很早就見於文字記錄。張騫出使西域的過程是否繪製了西域地圖，還沒有史料可證，但後來由《漢書》的記載可知，由於抗擊匈奴的需要，漢朝產生有關於西域的軍事地圖。比如《漢書·李陵傳》中寫李陵受漢武帝之命出征匈奴，“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這就說明當時李陵有將所經地域的山川地形繪製成地圖，又讓手下呈送給漢武帝。魏晉期間，戰亂頻繁，但中國和印度之間求法和傳教的民間僧侶依然來往不絕，西行的僧侶有法顯、惠生，東來的天竺僧人則有佛圖調、須菩提等人。東晉名僧釋道安，並沒有西行求經或者學習的經曆，但根據其他僧人的著述或者口述，寫成《西域誌》，又根據《佛圖調傳》內容，寫下了關於西域的地理圖籍《西域圖》，地理覆蓋範圍已經涉及廣義西域中的中亞、西亞和南亞。《西域記》和《西域圖》均已佚失，但可以從《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禦覽》對原書的零星引用，窺得一些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