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信
專欄
身體即精神
不用諱言，當今普通人的運動大多是健康訴求推動，由身體的改變達成精神的變化，這種意識隻屬於高層次的追求者。對古希臘人體之美欣賞至極，對其文化中身體之美與精神之美關係的闡釋既有了解也相當認同，但從未在現實生活中影響過我。為減肥而動的人叢中的我，即便懂得一些運動與健康的關係，也還是難以堅持，更不用說奉為一種精神追求，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了。在貴刊引導下涉獵運動“新浪潮”，眼界洞開，決心身體力行。
北京 林子立
教育原來在“大一”
如今的大學，對於教師來說，教育的黃金時間恐怕隻有一年級了。
我承認，那天上午我對學生發脾氣了。上午第一節課，授課剛開始，就看到最後一排有個學生在睡覺。我善意地提醒了他，沒想到繼續開講後，他又趴在桌上了。我說：“你回去睡吧。”教學過程中斷了，課堂一片死寂。我靜靜地等著他離開，可是他並不離開，我隻能繼續講，不過思路和心情都亂了。說實話，當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內心仍有隱隱的挫敗感。這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一名教英語的女老師曾經對我講過，她在課堂上被學生氣哭了，原因是學生們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不聽課。聯想到2008年發生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楊帆門”事件，可以推想，這類問題也非我們學校所獨有。捫心自問，是老師不夠認真和賣力麼？我覺得不是，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有人說，大學四年，現在隻剩下三年了。因為到了四年級，大家都忙著實習找工作，上課的事情隻能退而求其次。正如一個段子調侃的——“大一”：你怎麼遲到了？“大二”：你今天怎麼沒上課？“大三”：你上課嗎？“大四”：你怎麼上課去了？我曾經有過給畢業班上課的經曆，班裏始終隻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上座率，其他學生都在流動中——不是在考公務員，就是在去考公務員的路上。四年級的課，已成“雞肋”，這在今天的中國大學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上學期，一個新生班還在和我商量是否要在班級設立手機安全島，以更好地保障課堂教學秩序。剛入大學，就好像朱自清筆下的春天，“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學生們還想好好讀讀書，還願意聽老師的“碎碎念”。二年級的時候就不同了，覺悟早的開始準備司法考試，沒有覺悟的也不再喜歡老師課堂上的那些廢話。反正現在學校是收費的，如果畢業率過低，那就沒有學生來念書，作為“服務者”的教師就要遷就學生“雇主”，有必要向“雇主”低頭。到了三年級，各類現實問題一齊湧來，學校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這個時候再強求學生認真聽課，老師本人也會覺得無理而殘忍。誰能許給學生一個美好的前程？僅靠課上教給他們的東西能有未來嗎？事實上，即使他門門功課100分，也不能保證他因此找到一個足以糊口的飯碗。所以，作為一名教師，我的內心經常很糾結。學生不來上課，或者在課上“搞副業”，感性告訴我這是不對的，但是理性又告訴我這是明智的。
事情總是利弊參半。遙想上世紀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雖然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有機會讀大學的人不多，但隻要上了大學，每個人都能安心學習，不再擔心就業問題。國家花錢培養自己，為社會做貢獻也就理所當然。然而，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到來，上大學的機會是增加了，但大學已經不再是免費的午餐，大學畢業證也不再是就業的保證書。每年六七百萬畢業生湧向社會，“蟻族”大軍已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因學致貧”，“寒門不再出貴子”，“知識不再改變命運”——此類說法不絕於耳，大學的神聖光環逐漸暗淡了。大學不再是“象牙塔”，這裏充斥著喧嘩和騷動，更像是“十字街頭”。
更為嚴重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但是這些人對培養他們的大學是否有認同感呢？對社會是否懷有感激之情呢？他們是有擔當的“天之驕子”還是錢理群先生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呢？
河北保定 王雪峰
病患之憫
在陪嶽父去縣醫院吊瓶輸液的時候，我認識了同室的兩位病友，一位是普普通通的農民，一位是退休的鄉村小學老師。他們的境況觸動到我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那位農民說自己得了精神病，我問有什麼症狀，他說很累很想睡覺，問他每天幹什麼活，他說做早點，天不亮就得起床做饅頭、包子。難怪，覺不夠睡自然困得慌，我告訴他這不叫精神病。他說頭暈、腿腫，怕是撞上了鬼，我知道他迷信，但沒有點破他。因為這個病房收治的病人和我嶽父一樣，都是心腦疾病的患者。
那天農民的妻子來了，是個殘疾人。一隻手像是脫位了，是反過來的；一隻腳是懸著的，幾乎無法著地支撐。聽農民說，他的妻子是幼時得了小兒麻痹症。夫妻倆年齡相差12歲，他的妻子臉色黝黑，除了笑起來時露出的白白牙齒。他們生了三個女兒，送了一個給別人，我知道他是想生兒子，已經65歲的他，妻子結紮了，最終斷了他的念想。大女兒今年才17歲，就已經輟學去外地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