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素來莊嚴整肅的廣州天字碼頭，一派陣仗威嚴的場麵。自清朝雍正年間以來，天字碼頭就被指定為官方碼頭，但凡官員走水路至廣州或離開廣州都經由此地。在這一日，廣東那些顯赫權要的人物又紛紛聚集到此，這一次，他們將要送別的是一位77歲的老人，也是當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鴻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國同時宣戰以來，局麵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時，剛到廣州就任兩廣總督不久的李鴻章，便接連收到來自北京的電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紓國難。7月8日，清廷又任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廣州的李鴻章得此消息後，方才決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間，李鴻章在近日亭與他廣東的同僚作別後，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為“安平號”的輪船。那天，天氣甚熱，李鴻章身穿藍色細葛短衫，著魯風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後，李鴻章又重新回到了權力的巔峰，他即將赴任的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國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職位。而且，曾經被舉國唾罵為“漢奸”的他，此刻重新身負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對李鴻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確，從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鴻章開始處理外交事務算起，近三十年裏，他幾乎參與了其間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動，可謂中國外交第一人。李鴻章也頗為自負地對前來送行的南海縣令裴景福說：“舍我其誰也！”
隻是這些自負又何其悲涼！“舍我其誰”對於李鴻章而言，又何嚐不是一番無可奈何的處境？盡管他依然堅忍而“肯任勞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難料，而曆史終歸是又一次將“人情所最難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邁衰老的身上。
離開廣州5天後，李鴻章抵達上海，原擬轉由運河北上赴京，但當時的形勢，卻讓李鴻章感覺不到絲毫議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滯留，以待時機。直到9月份，清廷徹底改變了與聯軍對抗的立場，並同意對此前縱容義和團的王公大臣做出懲處，才令李鴻章看到了議和的資本。
1900年9月14日，李鴻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輪，在沙俄軍艦的護送下離開上海北上，6天後，抵達天津。10月1日，李鴻章在天津接任直隸總督，然後略作籌劃，於當月11日，最終抵達北京。
此時的北京，已不再是那個令人向往的繁華富庶的都城，而是一處被清廷遺棄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後已帶著光緒皇帝逃離紫禁城，就在當天，聯軍攻破京城。按照一位外國人的說法，從此，“複仇女神來索取不可避免的報應”便成了聯軍分內的事情。
三日之後，聯軍便接管了這座都城。各國對北京進行了分界管轄：前門外大街以東，歸英國管；大街以西歸美國管；前門內大清門（中華門）以東至東單牌樓，英國管；大清門以西，至西單牌樓，美國管；崇文門以東法國管；宣武門以西英國管，……各國洋兵均在本國所管界內，或衙署公廨，或廟宇會館，或住宅鋪戶，分隊駐紮。各國劃定分界之後，凡在界內的鋪戶住戶，不拘貧富，各於門前插白布旗一麵。居住某國地界，旗上即用洋文書寫“大某國順民”。有的則用漢文寫“不曉語言，平心恭敬”貼於門前。更有甚者，則按某國旗號樣式，仿做小旗，插於門前。
1900年10月11日，當李鴻章來到這所大清的都城時，這裏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內名義上還由清政府管轄的區域隻剩下兩個小院而已：一處是李鴻章寄寓的賢良寺，另一處是慶親王奕劻的住處。而事實上，慶親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槍護衛，李鴻章所住的賢良寺則有荷槍實彈的沙俄兵日夜把守，正如當時的外國報紙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鴻章“實際上是受到禮遇的俘虜”。這便是辛醜談判時兩位清朝代表的處境。
李鴻章來到北京後，隨即便與慶親王奕劻開始拜訪各國使節，提出停戰議和。各國因為尚未就製裁中國的條件達成一致，而對此嚴加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