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甚至兩位代表的資格，都不被承認。沙俄因與日本在東亞的利益衝突，首先反對被日本“保護”的奕劻的代表資格，而深知沙俄心思的英國，又竭力反對沙俄的主張，並針鋒相對地不承認李鴻章的全權代表資格。
德國對於李鴻章提出的議和建議反應最為激烈。德國人以克林德被殺一事大做文章，強行為瓦德西謀取了聯軍總司令一職。這位未曾與義和團、清軍作戰，聯軍攻破北京後才遲遲趕來的總司令，一入北京，便住進了中南海儀鸞殿，不久之前這裏還是大清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的寢宮。李鴻章求見時，瓦德西態度強硬，在很長時間裏都不理睬李鴻章、奕劻，根本沒有議和的意思。他繼續派出聯軍向四麵進攻，控製了西至山西、東至山海關、北至張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隸廣大區域，並不時放言要渡過黃河攻擊外逃的清廷。
對此，李鴻章毫無辦法，一向傲慢的他，也隻能忍受著這樣的屈辱，繼續斡旋。而外交的屈辱，對於這位大清最有能耐的人而言，已經有了太多痛切的記憶與感受。
曾幾何時，他一生的功業就是由於外交而敗壞無遺。1895年春天，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幾乎一夜之間，他便被視為國人皆曰可殺的大漢奸，對其抨擊鋪天蓋地。他說：“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
李鴻章由日本回國後，隨即被解除權柄，雖說在京“入閣辦事”，實則是“不辦事也”。那年李鴻章賦閑賢良寺內，門庭冷落，索性便杜門謝客。那段日子，李鴻章每天六七鍾起，稍進餐點，即檢閱公事，或隨意看《通鑒》數頁，臨王《聖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後更進濃粥一碗，雞汁一杯。少停，便服貼水一盅。然後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
然而這種悠閑的生活，卻依然令李鴻章鬱鬱寡歡，“每盱衡時勢”，便“撫膺太息”。一生忙碌的李鴻章，終於在古柏參天，老槐蔭地的賢良寺內，有了一些時間來反思他的外交生涯。
那時，李鴻章常與他的幕僚吳永枯坐庭院，“肆意談論”。洋務外交是他們時常談論的話題，李鴻章認為，在敵強我弱、中外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在外交上隻能采取與外國和好的方針，“外須和戎，外敦和好”，遵守已定條約，竭力避免發生衝突。“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謹守約章”，列強才無隙可乘，方可爭取時間變法自強。李鴻章深切體會到一個弱國外交家的艱難，頗有感觸地說：“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處友，彼此皆有相當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亦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步，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複無濟於事。”
當然，弱國無外交，李鴻章無論怎樣努力，不管采取多少縱橫捭闔、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法，皆不可改變這種格局。況且他作為封建大吏擁有的“天朝上國”的先天觀念，對近代國家外交詭謀的皮相之見，皆決定了其外交活動，往往如梁啟超所說，是“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大多隻能以喪權辱國的結果而告終。
五年之後，當李鴻章再次回到賢良寺，他又一次感到那種任人擺弄的屈辱，而且這次更為嚴重，麵對的對手更加強大。這次，他一人要同時與十一個國家鬥爭。
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諭懲辦禍首，宣布載漪革爵職，與載勳一起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溥靜、載瀅一並交宗人府圈禁；載濂閉門思過；載瀾停全俸降一級調用；英年降二級調用；剛毅因病故免置議；趙舒翹革職留任；毓賢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
清廷的這番姿態，終於產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見了李鴻章和奕劻，並允諾很快開議和談。但各國認為處理禍首依然過輕，所以議和遲遲未有進展，直到一個多月後，各國作出適當讓步，議和方才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