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雲
2008年，我為季進的《海外漢學三家訪談》寫了一篇序言，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書稿沒能如期出版。這兩年季進又邀請了不少海外漢學名家到蘇州大學訪問演講，他的海外漢學訪談係列也越來越豐富。現在他將這些訪談重新彙編成集，索序於我，我精力所限，沒有時間重新寫序，而且原序中所討論的問題、對這些訪談的觀感，依然有效，所以隻對原序略作修改，權充新序。
我很高興地看到，季進的訪談對象，已不僅僅限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還擴展到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我正在主編一套海外漢學家的研究叢書（其中就包括了宇文所安、阿瑟·韋利等人），討論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過程中，這些漢學家跨文化、跨語際的立場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些訪談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鮮活材料。我希望有更多這樣有深度的海外漢學訪談，能夠既尊重文化差異和漢學家獨有的文化視角，又以自覺的文化意識依托本土資源與之展開平等對話。這樣的訪談以及相應的海外漢學研究，對於我們考察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思考中國文化的輸出戰略、建構中國文學的世界性維度都是極有意義和價值的。
目前國內關於海外漢學的訪談著作並不少見，但在我看來，都不像這本《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能如此既概觀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透曆史，又執著現狀；既有理論深度，又是朋友間閑話家常，娓娓而談，使訪談內容於不知不覺間，滲入讀者心田，臻於“潤物細無聲”的妙境。關鍵在於訪談者季進對海外漢學有著深厚的了解，對孕育漢學的西方理論也有較多的積累；又與這些漢學名家有較深的交誼和較長的交往，能在談笑間摒除一般難以避免的隔閡、俗套和遮掩，直擊心靈深處和事件核心；加以訪談者顯然經過了詳密的準備，頗有技巧地將談話循循誘導，使被訪談者沿著訪談者預設的思路，得以步步深入，並得到充分發揮。正因為如此，我欲罷不能地讀完了《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頗得“欣然忘食”的喜悅，並有多處共鳴。
我想著重談談其中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三大家的訪談。我們都知道，夏誌清—李歐梵—王德威，聯結成一個在美國研究、品評、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的難以超越的軸心。所謂難以超越，一方麵是指他們三位之間的學術師承關係，以及三十餘年來他們共同培育出來的、一支遍及美國各地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優秀師資和學者隊伍；另一方麵則是指他們為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開拓、深化、創新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夏誌清—李歐梵—王德威，三家軸心，在國外構成了一個與時俱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譜係，其研究成果形成了內在的銜接。他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該學科的拓展與建設，特別是關於現代性的論述。先是夏誌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張天翼（後來還有蕭紅）等給予了長期被忽視的、應有的高度評價，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確立了一個新的曆史框架和新的批評標準。
接著，李歐梵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首先強調，如果要研究現代文學，就必須要界定什麼是現代性，什麼是中國的現代性。從這一點出發，他提出“五四”模式的路數似乎狹隘了一點，比較注重啟蒙，比較精英，難以全麵描述現代文學的全景。因此他從晚清出發，來尋找現代性與“五四”的關係，以及它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他自己總結說：“我走的路不是理論的路，不是把現代性的理論作為一種理論來探討，而是從史料裏麵、從印刷文化裏麵來研究。所以《上海摩登》裏麵前四章全是上海物質文明的東西，包括上海的建築、上海的印刷、上海的報紙、上海的電影。從這個環境裏麵，我們才能夠看得出來什麼叫做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李歐梵認為，當西方這一套現代的東西傳入中國時，必然會受到中國人根據其自身的文學想象加以取舍，這種進入到中國文化領域裏的“現代”就馬上變了質，變成中國特有的東西。“它既不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也不是西方現代的東西，而是一種四不像的東西”。正是這種“四不像的東西”大大擴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範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質。在這個基礎上，李歐梵進一步提出現代性的觀念並不是某種移植，而是來自於對曆史的激烈對話，“現代性的曆史性應是從事現代研究者最嚴肅的功課”。而曆史性又不隻是指過往的經驗、意識的累積，同時指的也是時間和場域、記憶和遺忘、官能和知識、權力和敘述等種種資源的排比可能。李歐梵說：“我做學問的方法，是把文化研究和文化史連在一起，希望自成一家。”他做到了這一點，因而大大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理論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