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進一步以更開闊的視野提出：“我認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不能以特定時期、公式、創作或閱讀群體來斷定，現代性的意義也不在於內爍真理的呈現，而在於對曆史坐標的不斷定位。”他認為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理論、批評熱潮之後，借著晚近中西學界對曆史和敘述、曆史和想象的重新定位，文學應該被賦予更多與史學對話的機會，並以文學的虛構性來拆解大曆史的神聖權威，以曆史的經驗性來檢驗、增益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文學和曆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應該是建構和解構文學（後）現代性的最佳起點。王德威認為，在現代的情景下，應打開地理視界，擴充中文文學的空間坐標。盡量把華語文學的場域全部拆開，讓它們都處於同一個平台，重新組合成文學對話的空間，而 “眾聲喧嘩”的複雜性、豐富性，正是華語文學深邃廣闊的內涵之所在。事實上，在離散和一統之間，現代中國文學已經銘刻了複雜的族群遷徙、政治動蕩的經驗，難用以往簡單的地理詩學來涵蓋。在大陸，在海外的各個華人社群早已發展了不同的創作譜係。因此，“衍生的國族想象、文化傳承如何參差對照，當然是重要的課題”；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早已離開了傳統文本的定義，成為多元、跨學科的操作。已有的成績至少包括電影、流行歌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曆史和創傷、馬克思和毛澤東美學、 後社會主義、“跨語際實踐”、語言風格研究、文化生產、大眾文化和政治、性別研究、 城市研究、鴛鴦蝴蝶和通俗文學、後殖民研究、異議政治、文化人類學研究、情感的社會和文化史研究等等，尤其是電影或廣義的視覺研究更是備受關注。相對於以往以文本、文類、作家、時代為核心的研究方向，這些議題無疑為現代中國文學領域注入源頭活水。
我一直關注如何對待西方理論問題，特別關注成長於西方文化語境的學者如何對待這一問題。因為這畢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不能不麵對的一道難關。使我長期困擾的問題是：西方理論層出不窮，變化多端，真要完全掌握，直到精通拉丁、希臘文，才能拿來應用嗎？西方理論諸家並存，各有招式，真要進一家之門，沿一家之路，才能“修成正果”嗎？西方理論各家自有一套概念係統，如果打亂這一既成係統，隻取所需，會變得“牛頭不對馬嘴”嗎？取其全套概念係統，用於中國文學實踐，又是否會使中國理論有“失語”之虞？夏誌清—李歐梵—王德威，三家軸心麵對這一難關是怎樣邁越的呢？他們的論述對我啟發頗多。
夏誌清一再強調要有自己的理論積累，他堅持“如果沒有相當的積累，反而會被理論牽著鼻子走”。他說：“隻要是優秀的批評家，我都學，才不管你什麼派什麼派呢！”他認為不僅要看批評家的東西，還要看他所批評的作家。這個理論好不好，不僅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評的對象，還要看他走的路，他怎麼會這麼評論。
李歐梵則進一步指出：“現在流行的是先看理論，幾乎每一本書一開始就演出一招理論出來，如果你沒有一個理論來開始的話，你這本書就好像是很傳統、很落後的東西。”他抱怨“現在我們看得太多的研究都是用了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詞，卻沒有新材料，新結論”。他的方法與此不同，他是先找出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然後參照於腦子中儲存的各種理論，得出自己的結論。他強調一個理論體係從一個地方傳播到另一個地方，一定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就是本地學者關心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須 “進行一種多元的探索，不停地辯證，不停地質疑，永遠做各種正麵反麵的論戰”，對於 “真正優秀的理論，不僅是一個消化過程，而且是一個對話過程，應永遠跟理論作對話，而不是把理論當成權威。”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倡 “將眼光放大，不再執著批評和理論所暗含的道德優越性和知識（政治）的權威感，而專注於批評和理論所促動的複雜的理性和感性脈絡，以及隨之而來的傲慢與偏見”。他的思考對於反思一個世紀以來的理論和批評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