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僅農村喜劇片《喜盈門》就得到了57億次觀眾捧場。電影票房繼續維持在高位。
而這個年頭，人們對電影的熱情也並不隻停留在電影院裏看場電影，走出電影院電影依然是人們最熱門的話題。
繼去年第三屆百花獎恢複投票，《大眾電影》雜誌每期發行量突破九百萬之後，1981年5月日，第四屆百花獎和新創辦的第一屆電影金雞獎，又同時在杭州揭曉了評選結果。
不出意外，這一年的投票人數和社會效應齊齊再創新高。
從此我國不但有了齊頭並重的兩大電影獎項。也標誌著自“運動後”，作為文藝複興先鋒的國產電影已徹底進入“百花爭豔”、“群星閃耀”的黃金發展期。
但很可惜的是，國產電影這段最輝煌的日子並沒有延續多久。因為從1981年開始，電影發行放映指標就會開始逐年下降。從1984年開始，電影觀眾便會逐漸減少，電影市場開始滑坡。
而使之逐漸步入沒落的負麵因素，恰恰也是這一年初現端倪的。隻是全然掩蓋在花團錦簇之下，沒有人能意識到罷了。
至於其原因，細起來無外乎兩點。
首先，是作為電影的“兄弟”，電視產業在其後的奮起直追和迅速發展。
早在1979年，由於電視機的迅速普及，很快便產生了與電影和舞台劇爭奪觀眾的問題。
於是電影部門便決定不再提供新電影的拷貝給電視台，這個規定還特別設定了“門檻”，新製作的故事片必須在上映半年以後才能供給電視台。
很快，舞台劇也怕影響上座率而不願意讓電視台錄像，就更談不上同步轉播了。
這樣一來，對於電視工作者來講，當初播出話劇《於無聲處》、《丹心譜》的勝景便徹底成為了昨日回憶。
而於此同時，持續增多的電視機新用戶們由於看不到最新電影，便有了一種受到愚弄的感覺。
因為在電視機消費時代的初始，人們的觀念裏是把電視機當成一個微型的家庭電影院和有圖像的戲匣子的。假如電視台不播放故事片，那豈不是娛樂性大減，坑害消費者嗎？
結果這一切都變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逼著我國的電視工作者們，不得不把開發電視劇當成了義不容辭的首要任務。
可是由於處於開創階段，國產電視劇必須得經曆摸索階段，無論數量還是質量根本不能滿足觀眾的需要。
那麼為解決“糧草危機”，很長一段時間內，電視劇都是在靠引進來填補演播時段。靠“外援”來維穩觀眾，擴大受眾群體的。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南斯拉夫的《深入敵後》、《黑名單上的人》，和美國的《大西洋底來的人》、《加裏森敢死隊》才會有緣進入人民群眾的視野當中。讓普通百姓有了對戰爭的浪漫想象，領略到了異域風情。
英國與法國的《紅與黑》、《老古玩店》、《安娜?卡列尼娜》、《大衛?科波菲爾》、《卡斯特橋市長》才能把遙遠的人文情懷帶進我們古老的國都，就此喚醒了一大批人的文學意識。
甚至到了1981年，日本電視劇《姿三四郎》也登上了我們的電視機熒屏，由此掀起了第一輪“日劇熱”。
應該，這部劇受歡迎的程度，是今任何一部引進劇都無法比擬的。
在當年經常性停電的情況下，京城的電力部門隻因恰巧在電視劇播放時間停了電，還遭到了廣大群眾在報紙上的公開斥責與不滿。
於是應觀眾的強烈要求，電力部門經研究決定把停電時間錯過這部劇的播放時間。這才平息了來自民間的憤怒。
由此可知，這部劇曾把多少人牢牢的吸引到了電視機前。
還有一個同樣比較能明問題的現象，是這部劇放映期間，作為建築材料的木料和磚塊，再像以前那樣露放置，可就不怎麼安全了。經常會有不翼而飛的情況出現。
這倒不是真的有偷兒作案，而是孩子們往往會利用這些東西，去效仿電視劇裏的情節，勤練掌劈木料和磚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