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去世是在那年9月份，一個淫雨霏霏的日子。那天上午我因患流行性感冒，在一家個體診所打點滴，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後，我當即拔下針頭，急匆匆登上北駛的汽車。
大伯有兩女一兒。兒子自小患有弱智症，如今人屆四十卻沒有成家，不諳事理，不懂農作，年年跟著同伴跑到外地做做鋪路、挑砂的粗重活，一人混一人，經濟上沒有結餘。1977年，大伯已經癱瘓在床，本村民組鄉鄰們懷著一腔古道熱腸，輪換著為他送飯、洗衣，但終究不算長久之計，次年，他的大女兒一家搬遷過來，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
大媽在世的時候，他們與我家的關係鬧得很僵。大伯自恃老大，又是生產隊幹部，對我父親動輒頤指氣使，態度非常粗暴，那神態儼然是長輩訓晚輩；大媽則隔三差五地找茬子，與我母親吵架，有時過年過節也忘不了擺一下“擂台”。曾記得我8歲那年，母親因身患數病住進醫院，父親陪同護理，家中隻剩下我和16歲的姐姐、4歲的妹妹3人，一天夜裏我突發高燒，囈語不斷，姐姐嚇得大哭小叫，然而與我家僅一牆之隔的大伯大媽卻充耳不聞，第二天早晨父親回來，抱起蜷縮成一團的我，忍不住淚流滿麵。
時光荏苒，歲月悠悠。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中專畢業，參加了工作，兩個妹妹也長大了，家庭經濟狀況日漸好轉。而大伯家因大媽的早逝，缺少了精明的內當家，生活境況日漸衰落，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大伯父子倆竟貧困到連菜油都買不起。我和妻子每年都要瞞著父母，為他們帶去必須的生活用品，或者悄悄塞百把幾十元錢給他們。
往事曆曆在目，剪不斷，理還亂，然而，大伯卻走了。
那天，我拖著病體踏著泥濘，在細雨中行走了一個多小時，到了大伯的靈堂前。沒有撕人心肺的哭聲，沒有多少奔喪的人，大伯躺在破舊的小涼床上，鼻孔下尚有兩處未洗盡的血痂。在此之前的一個月，我拎著白酒、魚肉來看望他時，他已不能言語，但在我與他分手道別時，他卻掙紮著坐起來，用一種感激和愧疚的神情目送我走出那間低矮的草房。想到這，我的眼淚又一次流了出來。
下午，我邁著鉛一樣重的雙腿，返回到鎮裏聯係殯葬車。當晚，我又主持召開了親戚成員會議，討論第二天出殯事宜，並當眾表示：大伯的安葬費用，我姊妹四人承擔一半。
次日早晨7點，出殯儀式開始。鞭炮聲中，10多個男女哭成了淚人，我注意打量了一下，哭得最傷心的還是我的父母。
鳥之將死，其音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隻要良知還在，隻要真情不泯，這世界就沒有填不平的鴻溝，就沒有不能忘卻的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