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康的2012年
小說家
作者：李少倫
1
初中一年級，老師讓寫作文《春天》。我寫道：“春天的人真懶，懶得連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我是打了引號的，並說明了是引自某某大散文家的話。語文老師讓我站起來讀這段文字，我以為老師要表揚我！結果沒等我讀完，他就當著全班同學的麵罵我流氓。這個語文老師是居心叵測的，要不然散文家對全世界這麼寫，沒有人說他流氓。都說他的語言好，把貓了一冬天，在初春裏慵慵懶懶醒來的人的形貌活生生地表現出來。語文老師也不說大散文家是流氓。我就這麼一引，他就當著全班同學的麵把流氓這個光榮的詞貼給十三歲的我。後來語文老師把班裏女生的肚子弄大了，我才有些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明白他為什麼要把光榮給我，我卻沒法把流氓這兩個字還給他。
小學三年級，我在班裏數學屬於天才級別。其他學校的老師來我們班上聽課，數學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幾道數學題，讓我這天才去展示他的教學能力。家窮，係不起褲帶，用根繩子穿在褲扣裏結個疙瘩。褲子又朽，繩子也不牢。拿粉筆抬手寫字時繩子斷，褲子脫落。老師和全班同學轟堂大笑。我快速提起褲子，轉過身：“笑你個笑？”
所有人更是轟堂大笑。我索性扔開手，讓褲子脫落在地上……
說這些並不是要證明我小不要臉和荒誕不經。這跟我要寫的小說也並無關係。我要說的是因為有那個我，我才能在九十年代從大山裏的當時還聽不見外麵風聲的小山村，帶著爹娘賣空了半個多家當換得的四千多元錢，獨自來到北京，才能夠在這偌大的城市裏忍受著生活的磨難，忍受著背井離鄉的寂寞與孤獨，才能在N年後與小康相遇。
我與小康相遇那是必然，一個幾千公裏外來的民工，一個城市裏的小市民。
我雖然微不足道，還是用了幾天時間才記住他。那是他已經和我在同一個快遞公司上了幾天班後的事。在快遞行業，我和他比是資深。我已經和北京快遞公司的快遞員們，結束了北京城快遞員騎個大二八車滿城飛的曆史，開創了快遞公司同城分區設點，機動車傳件，再由班點派送。這對北京的快遞行業來說，是一個大的進步。我在快遞行業進步的車輪上是出了力的。但快遞行業肯定記不住我，因為我供職的快遞公司太小，身份又卑微。
我供職的快遞公司，小到老板每天在設在辦公室的小佛堂裏念經的時間，比上班的時間都多，他每天兩次膽顫心驚地在佛堂裏求神保佑。
公司為了省錢，上班的地點就設在馬路邊供路人休息的椅子上。一部調度室指揮班長的電話，七八個快遞員坐在椅子上，或站著和蹲在椅子旁，胡吹亂侃，等著班長分配快件。快遞員們占了馬路上的椅子，行人肯定是不高興，幾乎所有的行人都瞪著眼睛從快遞員身邊走過。他們把眼睛瞪出毛病，或把肝氣出毛病，都要怪快遞員了。這些快遞員都是帶著田地裏的泥漿，一腳就跨進文明的大都市。他們隻會考慮自己，騎車時連馬路都像是自己家的一樣，橫衝直撞，誰會去關心路人的感受。小康也就看不起這些人，遠遠地萎縮在最西邊的椅子上。
我是不同的。我之前是飯店的廚師，能炒一手好菜。菜炒得小朋友都誇我：“叔叔，你的菜炒得真好吃，就像我媽媽炒的。”我當然不敢跟他媽交流，我在個城市幾經折騰（特別是收容遣送那段際遇。）膽子小得連馬路邊細小的樹枝都不敢折。
後來，我為了看看大學究竟是什麼樣子，參加了成人高考。就把炒鍋炒勺丟在一邊，丟掉廚師這個還算體麵的職業，進入快遞行業。快遞行業比廚師苦累多了，風吹雨淋，特別大雪天，摔得滿身雪粒那是常事。有時一個值二十元錢的快件，要從東邊的通縣取了送到西邊的蘋果園去，來回四五十公裏。好處就是雙休，能有時間去上成人高考補習班。
倒是如願地考上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我更愛快遞行業裏的雙休，能每個周末都到學校上課。
班長讓我去送小康送不出去的幾個件，我從東邊走到西邊小康的椅子旁：“班長讓你把送不出去的快件給我。”
小康從公司發的髒兮兮的快遞包裏，取出幾個弄髒了信封的快件，往椅子上一扔：“這他媽的在什麼地方，我找了一上午都找不到，我他媽的懷疑根本就沒有這個地方，我就這兒的。”
我不知道他說哪個地方？一共五個快件，五個地址。我拿起快件一看：班長真是夠照顧他的，五個快件的地址差不多都挨著，不算遠，如果順利，最多也就四十多分鍾。一個快件不算底薪提成一塊五毛錢，這七塊五毛錢掙得相對輕鬆。
我指著快件上的地址對他說：“都挨在一塊兒呢，上麵還有電話……”
“電話一分鍾三毛多錢，我他媽的送一個件掙多少錢？”他拿著一部纏著透明膠布的小靈通比劃。
我送了這幾個件回來，他吃過飯，嘴角掛著炒餅渣，回到椅子上。把頭幾乎插在兩腿中，用不幹淨的棉衣領捂著脖子和半個長臉。
班長理了幾個件大聲叫他，叫了兩遍，他才慢悠悠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慢悠悠地走過來，接了快件，小眼睛透過厚厚的眼鏡片，打量快件上的地址：“這他媽的都在什麼地方？”
班長指著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我：“你問問他！”
他看了我一眼，沒邁步也沒吭聲，我隻好收起行業老人的架子，走到他跟前，從他手裏拿過快件看地址。告訴他每個快件的地址在什麼地方，告訴他怎麼送能順路省力。
下午快下班時，他又背著兩個快件回來了。把兩個快件往班長坐的椅子上一扔：“這地方我他媽的找不著。”
現在就我一個閑人，班長把這兩個快件給我。一天幾次與他接觸，我不得不打量他：清瘦的臉頰，躲在眼鏡片後麵不敢看人的眼睛。長而髒亂的頭發棵裏密密麻麻的頭皮屑，棉衣裏套著件文化衫，土黃色的褲子，腳上一雙大旅遊鞋，手上裸露的青筋。
2
椅子沿著馬路有三排，每排隔成五個座位，排與排之間隔了一百米左右。我們上班的地點，就是街邊最東邊的一排椅子。這排椅子對麵有一個晃動著女人大腿和胸部的發廊，發廊有內間，每天都有戴墨鏡的男人出入。
沒事時，小康也不跟其它快遞員坐在這裏，他一個人縮著脖子，抱著手坐在最西邊的椅子，時不時地站起來，踱著碎步仰望天空。
我為了避開其他快遞員的吵鬧，沒事就坐在中間這排椅子上，偷空看看書。小康一天挪一點，幾天後的中午，挪到了我跟前。他掀起我正在看的《西西弗的神話》，哼了一下：“你還看這東西呢？……你他媽的看得懂嗎？”
我看了一眼他惡心的外表，我比你大最少N歲呢！還是行裏的老人，還是北師大的學生，雖然是夜大。是不是大地方的人生來就有歧視小地方人的習慣？他沒有感覺到我的惡心，帶著“他媽的”這幾個字眼給我聊起了荒誕和存在。
“你看書就要看《諸世紀》，這才是最偉大的書，它不僅寓言了‘九一一’，而且寓言了二零一二世界末日，哈！哈！哈！看書還有他媽的什麼用？到時候世界在一瞬間中毀滅，看什麼都沒有用，我最希望世界末日發生，到時全他媽的都一樣。”
他請我喝啤酒實屬意外，北京的夏天熱得蒸籠似的，除了冰鎮啤酒，喝什麼都不解渴。今天快件少，人更顯得懶。我走進小吃店時，小康已經喝完一瓶，第二瓶也打開。酒讓他來了邪性，非得要請我陪他喝一瓶，並加了盤煮花生米，加了份涼拌黃瓜。他邊吃邊喝，一碗刀削麵吃了半碗“你他媽的還吃主食嗎？我幫你要一份？”
我不置可否，他對小店老板嚷開了：“再來一碗削麵，不放豆芽，多放點青菜。”然後轉過頭對著我說：“青菜才他媽的多少錢一斤？麵粉才多少錢一斤？他刀削麵賣他媽的五塊錢一碗？”
他猛喝了口啤酒又衝我說：“這外地人就是他媽的奸，一點道德也沒有。”我也是外地人，但貪了他一瓶啤酒和其它，我還能說什麼？他也不理會我，抬起啤酒又喝了一口。
他的第二瓶啤酒快喝完了，有了些醉意，手上血脈膨脹，臉上放著黴暗的光，紅著眼睛瞪我：“你打過架嗎？我就他媽的打過。上初三時候，我和兩個同學在過街天橋上教訓一個髒兮兮的女乞丐。我們把她蹬倒，用腳踩她的肚子，踩她的頭。然後用紙包著手，拉著她的腳在天橋上來回拖。他媽的，她除了用可憐兮兮的眼睛呆呆地看著我們，什麼都不會說。看著她的可憐樣，真他媽過癮。我們還把她行乞的瓷缸扔到天橋下的馬路上，看著瓷缸被過往的車輾來輾去真是快意。”
我把他的英雄事跡聽進去，漫不經心地吃著刀削麵，眼睛看著刀削麵上的麵粉，麵粉上的麥粒、麥粒上的麥苗、麥苗中那個挽著褲腳腿上帶泥的農婦，沒準就是那個女乞丐，我覺得陣陣惡心。
我決定這頓飯錢怎麼也要由我給，吃完東西我搶著付了錢，他把錢往桌子上一拍：“老板，他媽的收我的，說好了請他的。”老板隻好把手中的錢還給我。
我決定找個機會回請給他，少與他交往。他卻一有空就來我跟前，莫明其妙的說出莫明其妙的話。話雖然莫明其妙，但都是經過他來回思考。比如他說現在中國社會最大的弊病，就是執政者把人們的物欲抬得太高，所有人都想住大房子，開好車子，資源就那麼多，人不窮凶極惡才怪；比如他說如果中國人要幸福，就得讓汽車的數量回到九十年代初，等等。我在快遞公司如同在思想的荒漠上，難得有人跟我交流，就努力把他的話聽些進去。
他把他家四代都向我和盤托出：他祖籍在孔孟之鄉，爺爺帶著大紅花當兵來到這個城市沒多久，全國便無太大戰事。爺爺在部隊呆了幾年，被趕出部隊，安排在這個城市的供銷社。對於爺爺被趕出部隊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部隊讓他到草原上賣布，他卻不會算賬，整尺整丈的還可以，幾尺幾寸的他腦子就蒙。後來部隊就把他打發到供銷社；另一個版本是說他和副師長老婆不清不白，副師長是泥腳杆出身，妻子是四十年代的大學生，比他小好幾歲，兩人有著質的差異，生活越久，她越覺得師長粗俗。（小康的爺爺是讀過書的，小時候他父親用馬馱著糧食，用繩子捆著他把他送到學校，他逃回來後他父親又用繩子把他捆了送到學校，直到父親不準捆兒子為止。不知道他學到了些什麼？他能寫一手好毛筆字是真的。他老年回到農村老家，不管是哪家紅白喜事都找他寫對聯。）副師長開著吉普車把狼、鹿等獵物追得團團轉，他那年輕的老婆就把小康爺爺勾到屋裏。小康說他相信第一種說法，但更願意聽第二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