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國
作者：黃傳會
他們有一個特殊的名字：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首都拚搏，輾轉，聚集，不僅僅為了生存，還為了生活，為了有平等、公正和尊嚴的生活。他們有諸多痛苦、掙紮、挫折，但也不乏追求、夢想與快樂。他們有與眾不同的審美標準和價值判斷。他們在進行一場新文化運動。他們是誰？
在這城市現代化的公寓別墅的旁邊
有著許多裸露著磚牆的矮矮的村莊
村裏住著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大夥兒來這裏求個發展
村子裏那一排排一間間十來平米的小屋中
大夥兒用不同的方言會說些相同的話題
大夥兒早晨擠上公交車，擠進這城市的文明
然後就去麵對生活的艱辛
村子裏的路彎彎曲曲，顯得有些髒
不管刮風下雨，老鄉們總會在路旁賣菜
河南的燴麵、陝西的涼皮、杭州的小籠包
大夥兒在這兒吃著家鄉的東西
村裏有所簡樸的打工子弟學校
孩子們在這能學習，開心地玩著遊戲
村子旁邊那個工地上
戴著安全帽的老鄉們
在辛勤地為別人蓋著漂亮的房子
我們帶著雙手和行囊遠走四方
我們努力生活就不會失去方向
那破舊的錄音機裏放著西北的秦腔
他鏗鏘有力地唱著生命的力量
這矮矮的村莊是我們在這城市的家
——許多《這矮矮的村莊是我們在城市的家》
“我們肯定會留在城市裏”
據老人們說，早先從地底下挖出一塊石板，上麵刻有“皮村”兩個字，於是便有了這個名叫皮村的地方。
皮村，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東五環與東六環之間的一個村莊，毗鄰溫榆河，距離市中心乘車路線40多公裏。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來人口5000多人。外來人口數量隨著市裏高樓拔起，仍在不斷增長著……
這是DV紀錄片《皮村》的開場旁白。《皮村》沒有故事，基本是人物訪談，當地村民主要回顧皮村的曆史，而新住民（打工者）則講述自己的生活、工作狀態。
我是先在網上看了《皮村》紀錄片再來到皮村，找到紀錄片的編導王德誌的。
“《皮村》是2007年拍的，現在這裏人口又多了，起碼超過萬人了，不過誰也不清楚這裏到底住了多少人。我們隻覺得幾年間這裏的廠房和小店鋪越來越多，小街也變得越來越擠。”王德誌說。
盡管四周已經蓋滿了樓盤，盡管房地產開發商一直對這片土地垂涎三尺，但因為皮村就在首都機場飛機航線的正下方，它才躲過了一劫。
王德誌長得有些瘦弱，這幾天冷空氣下降，他得了感冒，不停地咳嗽著。
王德誌告訴我：“我們這些進城務工的年輕人，最早一般都住在三環一帶，後來三環繁華了，房租太貴，我們就搬到四環；再後來，四環繁華了，我們就搬到五環、六環。城市變得越來越繁華了，我們卻不斷被邊緣化……”
我說：“能不能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你們就像是打了敗仗的士兵，在作一次次撤退。”
“不，應該說是為了最後的勝利，我們在作一次次陣地轉移，最終，我們是一定要奪回城市這塊陣地的。”王德誌說得很堅決。
除了《皮村》，王德誌他們還自編自導自拍了兩部直接反映打工者生活的小電影。一部是《順利進城》，講述的是一個名叫順利的農村青年，進城打工被黑旅店、假中介、手機販子欺騙的遭遇。另一部是《命運人生》，反映兩個打工青年與自身命運抗爭的故事。一個是理想主義，一個是現實主義。片尾，兩個主人公有這樣的兩句對話：“不是世界把我們的命運都安排好了，應該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對，咱哥們兒先幹起來再說。讓我們改變命運。”
又一架飛機從頭頂飛過，傳來巨大的轟鳴聲。
片刻，王德誌又說：“《命運人生》其實就有我自己的影子，它同時又是眾多打工者的影子。”
15年前，王德誌從那個叫躍進馬場的小地方走上漫漫打工路……
1977年1月，王德誌出生在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躍進馬場。那個地方原來是部隊的一個軍馬場，王德誌的父親年輕時就放過軍馬。後來，不養軍馬了，就改為種地和放羊。
馬場地處丘陵地帶，站在家門口，可以看見連綿不斷的小山包。王德誌告訴我，他們家有80畝地。我突然想起來，十幾年前到陝北一個貧困縣采訪，我問一位當地老鄉家裏有幾畝地，老鄉指著對麵山告訴我：“那一麵山都是我家的地。”當時我嚇了一跳，那一麵山該有多少地？該打多少糧食？後來，才知道那些地都是貧瘠的薄地，都是靠天吃飯的地。老天爺高興了，多下幾場雨，能圖個肚子飽；老天爺不高興，就貸款吃國家返銷糧。
王德誌底下還有兩個弟弟。初中才剛剛讀了一學期，家裏的地種不過來，父親就讓他休學了。農村的孩子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隻有靠讀書，考大學。現在讀書夢徹底破滅了，王德誌在被窩裏悄悄哭了兩場。
為了減輕家裏的負擔，王德誌幫父母種過地，放過羊，上山鑿過石頭，往城裏販過菜，但家裏依舊是一貧如洗。
有一次，在鄰居家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節目，王德誌突然發現相聲節目特別受歡迎，他想，自己要是也能寫相聲、說相聲，那就可以出人頭地、當明星，幫家裏掙錢。於是，他居然異想天開地寫起相聲來。當然，這些都是秘密的，誰也不知道。
他永遠記得這個日子——1995年11月18日，他從家裏賣糧食掙的1500元裏悄悄拿了700元，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準備到北京闖世界，交給一位要好的夥伴，讓第二天送給他的父母。而他自己當天悄悄離開家，乘公共汽車趕到旗裏，然後再轉乘火車來北京。
火車到達北京是第二天清晨，一路打聽到了中央電視台。傳達室接待人員問他要找哪個部門哪個人，王德誌不知道該找哪個部門哪個人，隻說自己寫了個相聲，準備上春晚節目。人家一聽笑了，告訴他：“小夥子，實話跟你說吧，今年春晚的節目早就敲定了。”
王德誌像是被誰用冷水從頭到尾澆了一遍，渾身直打顫。
家鄉是回不去了，那會被鄉親們笑死的。
首先得要解決住的問題。在西客站附近羊坊店轉了一圈，最破的地下室也要15元一晚。他找了家地下室，買了15袋方便麵，把自己關在裏麵整整“憋”了三天。
三天後開始找工作，既沒有老鄉，也沒有熟人，不過電杆上到處貼著招工小廣告。他沒有文化，又沒有手藝，隻能找那些最簡單的活兒。
會城門有家餃子店要招一名雜工，他找上門，老板見小夥子一副樸實樣兒，便招用了。說好管吃管住每月工資350元。
每天從早上8點幹到晚上8點，一刻不停地洗碗洗菜。他不覺得苦，覺得比在老家幹農活兒要輕鬆多了。拿到第一個月工資，他很激動，自己留下50元，其餘的全部寄給了父母。以後，他每個月都給家裏寄300元。
半年以後，他覺得趁現在年輕，應該學一門手藝。便辭了餃子店的活兒，找到新中街一家不大的酒店學配菜。這家酒店上午不營業，中午開門一直要營業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慢慢地，他發現一個規律，每到淩晨一兩點，便會有許多漂亮的小姐來店裏吃宵夜。開始，他覺得有些納悶，這些漂亮的小姐為什麼會集中在一兩點來這裏吃宵夜？後來，才弄明白，離這裏不遠就是港澳中心和亞洲大酒店，這些漂亮的小姐都是歌廳裏的“歌姐”“歌妹”，一兩點正是她們下班的時間，歌唱累了，肚子餓了，經過這裏順便來吃宵夜。
後來，他還當過廚師，當過麵包師，當過推銷員，當過送水工。
打工生活是艱辛的，不過，再艱難再艱苦他都挺過去了。
住在西四的時候，有一回，他出門剛走出胡同口，就被兩位警察喊住了，說是要檢查暫住證，他一摸口袋，忘了帶了，連忙說回去取。警察不容他分辯，一下將他拉到一輛麵包車裏，送到不知道什麼地方的一個小院子裏。後來，還是給酒店的老板打電話，老板代交了幾百元的辦證費，才給保了出來。
隔不久，有天在路上，王德誌又被聯防隊和一位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暫住證。這回，王德誌隨身帶著暫住證，但他有些不服氣，就要求先查看對方的證件。警察一愣，亮出了證件。警察隨即讓王德誌拿出暫住證驗驗真假。當他從王德誌手中接過暫住證時，連看都不看一眼，一下給撕了，然後，說：“好啊，你竟敢拿假證糊弄人？”王德誌又一次被帶走。
這兩次經曆，都讓王德誌刻骨銘心。
有一天，王德誌在翻看《北京晚報》時，無意間發現有一所藝術學校正在招收相聲學員。隱藏在心中的那個明星夢又被牽引了出來。
學校每星期上一次課，而且是在晚上，不影響上班。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第一次與老師見麵，老師聽他滿嘴濃厚的內蒙古“普通話”，便對他說：“德誌啊，你想說相聲，必須先改改你的口音，把普通話說好。否則，觀眾怎聽得懂你的內蒙古口音‘相聲’？”
當時，王德誌在公主墳附近的一家水站上班。工友們發現，一有空閑，王德誌就苦練普通話和基本功。吊嗓子，背菜名，時不時還繞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扁擔長，板凳短，扁擔比板凳長；不是扁擔比板凳長，是板凳比扁擔短……”
斷斷續續學了三年，當年報名的二十幾名學員，最後堅持下來的隻有王德誌一人。除了單口相聲，說相聲一般要兩個人，老師幫他找了個也在北京打工、同樣喜歡相聲的青年李永做他的搭檔，兩人一直合作至今。
王德誌曾經想當專業演員，等他跑了幾家專業文藝團體後，他自知對於他來說這無異是天方夜譚。
那時候，北京街頭各種促銷活動很多，搞促銷，為了吸引顧客，就要有小型文藝演出。抱著鍛煉自己的目的，有機會王德誌他們就上台演出，即使沒有報酬白演也行。
有一天，也是在報紙上，王德誌獲悉某電視台正在舉辦相聲小品邀請賽，他和李永帶著他們的原創作品《飄》，趕緊跑去報名。憑借實力，他們闖進了第二輪，但最終沒能入圍決賽，隻獲得了一個安慰獎。通過這次參賽，王德誌發現相聲界是個講究師承，論資排輩的圈子，自己並非師出名門，想在這裏找到立足之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2002年過了春節，王德誌聽說雍和宮附近有個“打工妹之家”組織，是專門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服務的。他跑去一了解，果然有這麼個組織。一些社會學者和大學生誌願者，利用周末時間，為附近的農民工服務，主要是組織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做做遊戲，舉辦各種講座，有時也有小型演出。
就在這裏，王德誌認識了孫恒，當時雙方都有一種惺惺相惜，英雄相見恨晚的感覺。回想當時的情景，王德誌說：“當時他唱歌，我說相聲，他給我的印象是這小夥子歌唱得真好，而我給他的印象是相聲說得真不賴。”
來自河南開封的孫恒，1995年畢業於一所師範學院音樂係，當上了中學的音樂教師。由於無法忍受那千篇一律的生活，1998年初秋，他披著一頭長發，懷抱一把吉他，來到了北京。
走出西客站，夜幕剛剛降臨，迎著刺眼的霓虹燈和川流不息的車流，他不知道走向何處，何處是他的落腳之地？原來心中的那份興奮和豪邁之情倏然消失了，他意識到必須立即找到一份能讓自己生存下去的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當搬運工，幾乎是無法忍受的強體力活，一個月才隻給300元。後來，他還當過推銷員、送報員，在酒吧和地下通道賣唱。在他最窘迫的日子裏，他靠十元錢支撐了一個星期。出身於貧寒家庭的孫恒不怕吃苦，但他感到迷惘和孤獨，這裏沒有熟臉，這裏無人可以傾訴，這個城市不屬於自己。
孫恒離開了北京，開始一邊賣唱、一邊打短工的漂泊生活。在那大半年裏，他走了好幾個省，接觸到了大量的生活在底層的農民工。從建築工人到小商販，從推銷員到保安、保姆。他們酸甜苦辣的生活，同時也豐富了孫恒的人生閱曆。他們的故事，變成了孫恒的一首首民謠。
一次，孫恒去天津科技大學看一位老鄉。天氣寒冷，大學生社團募捐了一批衣服，準備送給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孫恒帶著吉他，也跟著去了。在毛竹搭成的極其簡陋的工棚裏，擠滿了剛剛下班的滿身灰塵的工人，孫恒為他們唱自己寫的歌，他唱了一首又一首，工人們的掌聲一次比一次熱烈。
像是與兄弟姐妹在聊天，像是心靈間的對話，孫恒覺得心裏熱乎乎的，因為自己找到了知音。他發現生活在底層的農民工也同樣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他可以用自己的歌聲，直接去為勞動者服務。
為勞動者而歌，為打工者而呼！王德誌完全讚同孫恒的理念。
“五一”國際勞動節，孫恒、王德誌和幾位誌同道合、愛好文藝的年輕人，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後來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前身）。同年11月，他們在工商局注冊了旨在為打工者服務的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機構——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簡稱北京工友之家）。主要致力於打工群體的社會、文化、教育、權益維護及其生活狀況的促進和改善；提倡互助合作、團結友愛、立足社區、奉獻社區，為促進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促進社會和諧與進步服務。
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的第一場演出，是在北四環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四五百名剛剛下班的工人聞訊趕來，把土台子圍得密密匝匝。
盡管打出了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的旗號，但當時設備簡陋，全部“家當”隻有兩把吉他，一把口琴，一隻家裏唱卡拉OK用的綁在一根鋼筋上的麥克風，兩隻又小又破的音箱。電線上掛了幾個照明用的小燈泡，台前掛著一條“天下打工是一家”的橫幅。
唱完了《打工打工最光榮》，孫恒接著唱《團結一心討工錢》：
辛辛苦苦幹一年，
到頭來不給工錢，
麵善心黑的周老板，
躲藏起來不相見；
寒冬臘月要過年，
全家老少把我盼，
空手而歸沒法辦，
隻有橫下一條心，
跟他幹！
團結一心跟他幹！
條件一個討工錢！
當時建築業拖欠工人工資現象十分嚴重。孫恒彈著吉他，唱得全神貫注，激情澎湃。
孫恒唱到了工人們心裏的痛處，他們也跟著他一起吼唱起了最後兩句：“團結一心跟他幹！條件一個討工錢！”
正在這時，一個工頭帶著幾個人走上舞台，問孫恒：“你們是哪裏的？”
孫恒回答：“我們是打工青年演出隊。”
“誰叫你們來這裏亂唱的？”
孫恒愣了一下，說：“是我們自己來的……”
工頭惡狠狠地說：“你們這是在煽動工人鬧事，破壞社會穩定。快滾吧，要不，我打電話喊警察啦！”
盡管第一場演出幾乎是被人趕出來的。幾個年輕人依然感到很刺激、很興奮、很有成就感。
剛開始，他們借住在海澱區肖家河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明圓學校。平時排練節目，周末去工地、社區、學校演出。
2004年秋，明圓學校擴大招生，教室不夠用，他們又轉移到東壩，也是借用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校舍。這時候，他們得到了一家慈善機構的資助，幾位骨幹每月有了1000來元的生活費。
2005年春節後，他們又開始找地方，7月，最終來到了皮村。
王德誌隻有小學文化程度，但由於他學習刻苦，加上這些年來生活的磨礪，他比一般的打工青年要成熟得多。與他交談中，他的嘴裏會不時地冒出社會學者和媒體記者慣用的詞語。
“15年前，我是為了出人頭地，帶著一個明星夢來到北京的。艱辛與挫折告訴我，像我這樣的農家子弟，既缺乏當明星的先天條件，又沒有當明星的後天環境，是絕對成不了明星的。成不了明星，我卻在為打工者服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王德誌像是為自己15年走過的打工路在作小結。
我請王德誌談談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看法，他談了他們這代人的優點、缺點和追求。他說：“我們這代人目標很明確，離開農村，就是向往城市生活，就是想通過遷徙流動，永遠成為城市公民。”
我問：“聽說你不讚同‘農民工’的提法，為什麼？”
王德誌說：“‘農民工’這個稱呼是雙重身份，既是農民，又是工人。憑什麼說我們是農民，我們既沒有土地，也不會種地，而且，我們已經離開了農村。”
“不稱‘農民工’，應該稱什麼合適？”
“我們應該被稱為工人，或是新工人。”王德誌說：“既然我們是工人，我們就應該享有城市工人的權益。住房、醫療、就學……這一切都應該享有！”
我問：“你們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
王德誌點了點頭，語氣肯定地說：“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農民，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都轉為工人，成為新市民。我們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裏，肯定會留在城市裏！”
“我的名字叫金鳳”
那一年我離開家鄉，
在一家工廠打工，
長長的流水線，
流走了我的夢想，
雙手每天都在忙碌那針線中，
經常加班到深夜，
在那工作兩年整。
他們稱呼我的名字，
他們叫我打工妹，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有自己的名字。
不甘於生活的繁重，
我就去學了美容，
學習的日子很愉快，
但工作卻不是那麼簡單。
我要起早貪黑地把技術練，
唯獨是夢想著，
創造一片屬於自己的天！
他們稱呼我的名字，
他們叫我打工妹，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有自己的名字。
後來我又去了飯店，
做了普通的服務員，
被別人呼來喝去地使喚，
不能有任何怨言，
觥籌交錯的是杯杯的辛酸，
盤盤碗碗承載著多少夢幻。
他們稱呼我的名字，
他們叫我打工妹，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金鳳。
啦……啦……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金鳳。
這首取名《我的名字叫金鳳》的歌曲，創作者及演唱者都是一位名叫段玉的打工妹。
從小在東北長大的段玉，卻像江南姑娘一樣長得小巧清秀。
我是在皮村“工友之家”采訪段玉的。一見麵我就問：“你怎麼想著要創作這樣一首歌？”
段玉想了想，說：“大概是2008年初，我在望京小區一所幼兒園當老師。當時，北京師範大學有位教授在做‘社區姐妹行’項目。主要是組織社區裏的女保安、保潔、保姆等女工，給她們講一些法律知識，教她們做菜，學唱歌。我也是這個項目的誌願者。有個長得胖胖的、一笑就露出兩個小酒窩的河北姑娘，經常參加我們的活動，每次來都不吭聲，默默地坐在牆角。後來，慢慢熟了，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金鳳。我沒有想到就是眼前這個默默無聞的姑娘，已經有著8年的打工經曆。金鳳16歲就到深圳一家玩具廠打工了，整整在流水線旁呆了4年。後來，她又幹過美發工，當過飯店的服務員。現在一家小工廠，做一種串珠小工藝。她已經24歲了，還沒有結婚。她說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給了城裏人，可城裏人沒有誰能記住她，從第一天開始打工到現在，她一直被別人叫作打工妹……有一次，教唱歌時，我發現金鳳沒有來，後來，就再也沒見到過她……”
“你沒同她聯係過？”
“我沒有她的電話號碼，沒法同她聯係。”段玉說：“金鳳的消失，使我想得很多很多，她去其他地方幹活兒了，還是回老家了？如同她說的那樣，她有她的名字，可城裏人誰知道呢？她永遠被城裏人叫作打工妹……我突然萌生想為她寫首歌的想法，當然，歌裏也融進了我的打工經曆，融進了我的感受……”
他們稱呼我的名字，
他們叫我打工妹，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金鳳……
段玉出生於遼寧省海城市市郊的栗子村。家鄉主要種玉米，段玉笑稱自己是吃棒子麵長大的。
中學畢業，沒有讀高中，而是參加了成人高考，拿了一個學前教育大專班的文憑。段玉喜歡音樂，那時候她學會了彈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