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詩應該有自己的origｉｎａlité，但你須使它有cosｍopolité性，兩者不能缺一。
十四、詩是由真實經過想象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象。
十五、詩應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詩本身就像是一個生物，不是無生物。
十六、情緒不是用攝影機攝出來的，它應當用巧妙的筆觸描出來。這種筆觸又須是活的，千變萬化的。
十七、隻在用某一種文字寫來，某一國人讀了感到好的詩，實際上不是詩，那最多是文字的魔術。真的詩的好處不就是文字的長處。
《現代》編者綴言：戴望舒先生本來答應替這一期《現代》寫一篇關於詩的理論文章，但終於因為他正急於赴法，無暇執筆。在他動身的前夜，我從他的隨記手冊中抄取了以上這些斷片，以介紹給讀者。想注意他的詩的讀者，一定對於他這初次發表的詩論會得感受些好味道的。
(載《現代》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後收入詩集《望舒草》)法國通信（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諦運動）自從希特拉掌握德國政權以來，德國便處於一個絕端的法西斯諦的恐怖之中；德國的智識階級，也逢到了它的厄運。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加特·考爾維茨（Ｋａte Ｋollwｉｔｚ）和亨利希·曼（Ｈｅｉnrｉch Ｍａｎｎ）是被逐出國家學院了；作家如吉希（Ｋｉscｈ），路德維希·雷恩（Ｌｕｄwich Ｒｅｎn），勃萊赫特（Brｅｃｈt），和平主義者如萊卜曼·區爾比德（Ｌｅｂｍａn Ｋｕerbilｄ），封·奧西次基（Ｖoｎ Osｓｉｅtzｋｙ）等等，都被投入牢獄了；藝術家如萊因哈特（Ｒeｉnｈardｔ）是逃亡了；連世界的大學者愛因斯坦，也免不掉家裏被查抄，存款被沒收。勞動者和猶太人的虐殺，那更是天天有的家常便飯。在德國，人們已回複到野蠻時期了。我們能相信這是歌德，海納，華格納，貝多芬的家鄉嗎？
得到昂德列·紀德（Ａｎｄré Ｇidｅ）的參加，法國Ａ．Ｅ．Ａ．Ｒ．（革命文藝家協會）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會，而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雖然去年有說紀德曾加入過共產黨的這個謠言，其實，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發表他的第一部名著《安德列·華爾特的手記》（Cahiersd’Andre’Ｗalter）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閑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再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在晚間八點鍾，當我到大東方堂去的時候，不但演講堂中人已經擠滿，甚至加代路上也站滿了等機會擠進去的人群了。幸而找到了Ａ．Ｅ．Ａ．Ｒ．的秘書伐揚·古久列（Ｖaillａｎt-Ｃoｕｔｕriｅr），我才得排開了群眾，在會場上占到了一個席位。
在不斷的拍掌歡呼聲中，紀德站起來了。他在群眾中發言，這是第一次。現在我試將他用洪亮而稍稍有點顫動的聲音所說出來的話，?譯在下麵：
我很榮幸置身於諸君之間，而表示我對於我有許多朋友在其間的這作家和藝術家之群的同情，他們比一切都使我更感到關切。
我隻是一個發言人，無論如何我是沒有主持者的資格的。我很願意在說了幾句話之後，離開了這個講壇，而混入聽眾之中去。
一個極大的共同的痛苦，那由德國最近的悲劇的事件所惹起的痛苦，使我們聚集在此地。這有些人崇拜的國家主義者的重握政權，由於恐怖，由於競爭和抬價拍賣的需要，有撞到一個可怕的衝突上去的危險。這個衝突，有些人卻期望著；或者他們不公然地期望著，但他們的行動卻弄得使這個衝突成為不可免的事。把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我相信是一種的信念，這信念便是隻有一種高於國家的利害的利害，一種不同的民族所共有著的，使這些民族聯合起來而不是使他們對立起來的利害。社會爭鬥在各地都是同樣的，而那些被派出去交戰的民眾（他們是不完全了解那交戰的理由的，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了，他們當然不會讚同的）他們各自都有著他們已漸漸明白起來的那同樣的深切的利害關係。喪身在歐洲大戰期中的兵士是受了欺騙了。人們使他們堅信他們是“以戰爭對付戰爭”，而用了這個我們早就應該糾正的荒謬的口號，人們叫他們犧牲生命。如果他們能預見到現在歐洲所生的危境，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會去作這種英雄性的犧牲呢？如果他們能夠複活的話，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現在還會答應去做這種犧牲呢？不，同誌們，我們知道“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唯一的態度，那便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在他自己的國家中向帝國主義宣戰；因為一切的帝國主義是必然地產生戰爭的。
諸君是都被牛津的勇敢的大學生們底非常的動議所感動了。曼徹斯特的大學生的動議不久也應之而起。這些大學生之中，或許還有一大部分保持著這個幻夢：隻要不參與其間，抵抗是可以消極性的。我承認，這也是我長久的幻夢。咳，這樣的一種抵抗，是有立刻被掃除了的危險的。但是，要采取另一種抵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要使這個抵抗有效——那麼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最大的聯合：一個在你們之間的密切的聯合和各國的全部勞動階級的聯合。
使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是德國民眾的重要的一部分（正就是我們能夠希望並應該希望互通聲氣的一部分）受到了鉗製禁塞的這件很嚴重的事。雖則希特拉黨加以極大的壓製，他們是總不能被消滅掉的：但是人們卻削除了他們的聲音。人們削除了他們的發言權，甚至削除了他們的發言的可能：他們已沒有了申訴的權利，而他們的抗議也被遏住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是也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裏讚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社會的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主張說那些沒有說過話的人們（受壓迫的個人或民眾，種族或社會階級）是無話可說，實在是荒謬之談。他們曾經受過強力的壓製，被人弄得呆木了，以致連他們的聲訴也是格格不吐的了。那占著發言權的統治者們，主張保留著這個特權。他們把它保留了長久。而現在，當他們有被奪去了這種特權的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格外說得高，說得響了。人類的曆史是一切當初被羈囚的人們底遲緩而苦痛的向光明前進的曆史。雖則是暫時地遲緩了一點，但是這向解放的進行，總還是不可免的，而且任何帝國主義也都沒有阻止它的能力的。
我們現在對於德國的受壓迫的一部分有什麼辦法呢？那些比我更勝任的人們當然將對諸君把那辦法說明的，我很高興讓他們來說。
事情是在乎和德國的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事情第一在乎在我們之間聯合起來。我想一切將發言的人們都感到這一點吧；我希望他們格外關心於那使我們今天聚在一起的公共的國際的利害，而去開了一切可以引起內訌的動機。
紀德的發言結束了，但是他並沒有離開講壇而混到聽眾中去，他坐下來；現在，他喝著水，吸著煙，望著四周的群眾，微笑著，呼吸著窒熱的空氣，聽著其他的人發言了。
繼續著他發言的，是貝留思（Berlioz），《巴黎的郊外》（Faubourgs de Paris）的作者達比特（Ｅｕgêne Ｄａbiｔ），昂多納（Ａ．Ｐ．Ａntoｉｎe），醫士達爾沙士（Ｄalｓａce），畫家奧上方（Ozenfant），《歐羅巴》月刊主編葛諾（Ｇｕeheｎｎo），茹爾丹（ＦrancisJoｕrdａin），勒加希（Bernard Lecａche），超自然主義詩人愛呂阿（Elｕａrd），《王道》（La voie royale）作者馬爾羅（Ｍalｒａｕx），維拉（Ｗillａrd），華龍教授（Ｗａllon），他們都用熱烈的，透徹的話攻擊德國法西斯諦的殘暴，並指示出必然的出路。
在群眾的歡呼聲中，由一個隱名的德國作者向法國文藝界致謝之後，伐揚·古久列便把這天的集會下了一個結論，他說，“我們不是向德國民族宣戰，卻是向全部資本主義製度宣戰。”
由紀德宣讀了議決案（其實紀德隻念了一半，因為嗓子不好，由伐揚繼續念完的），聽眾一致附議後，這場熱烈的集會才告了結束。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是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三月二十三日，巴黎
附筆：加入這個戰線的，尚有巴比塞，羅曼·羅蘭，維德拉（Ｖildrao），勃洛克（Jeａn-Riclａrd Blocｋ），杜爾丹（Ｄｕｒｔａｉｎ），及超自然主義者之群阿拉公（Ａraｇon），勃勒東（Ａ．Ｂreｔon），夏爾（Ｒ．Ｃｈａr），克勒維（Ｒ．Ｃrevel），曷乃斯特（Ｍａx Ｅｒneｓｔ），貝萊（Ｂ．Ｐｅreｔ），查拉（Ｔｒｉｓｔａn Ｔzara），於宜克（Ｐ．Ｕｎik），布紐爾（Ｌ．Ｂｕｎｕel）等等。
(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西班牙近代小說概觀一前言
西班牙文學是在一個很早的時候就達到了成熟期的。在十六七世紀，那時候許多現存的文學都還在漸次的形成，而西萬提斯（Ｃｅrvａntes），羅貝斯·德·委伽（Ｌoｐez de Ｖega），和他們同時的人們的作品，卻已經顯然的達到了藝術上的完成。
可是，西班牙的近代文學，十九世紀的後半以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學，卻未必能在世界文學主潮中處一位推動者的地位。她並不能給別國的文學以影響；反之，她是被影響於別國文學的。雖然許多作品都能夠保持著舊有的藝術上的優秀，但因流派的複雜，各人所努力的方麵的偏仄，在文學史上便隻完了局部的成就，沒有造成一個像西萬提斯的時代似的新的黃金時代。西班牙文學是在各個方麵（流派）平均的，也可以說是散漫的發展著；沒有一個時期，她是被一個中心的藝術思潮所控製，像別國的文學史的羅曼主義或寫實主義的全盛時代那樣。
許多文學史家都把一八六八年前後作為西班牙近代文學的開始的時期。在這時期以前，中古的羅曼風始終把西班牙文學的發展限製住，不讓她踏進“近代”的門檻。一八六八年前後，這是一個在政治上空前混亂的時代。伊薩培爾女皇的推倒，第二次查理黨的戰爭，阿馬德烏（Ａmadeo）政變，民國幾個月的總統，這五六年間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大變動，無疑的同時也變動了智識階級的心。西班牙思潮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脫離了封建的中古世式的傳統，很順利地接受著一切外來的思潮的輸入，文學上的新見解，也跟政治的，社會的新的見解，由一些自由的思想家的提倡，而影響著全國的文學作品。可是這並不是一定說中古世式的羅曼風就此在文壇上絕跡；她依然存在，雖然有些批評家要認為是最後的存在，例如在阿拉爾公（Ａlarcon）的小說裏，或是愛契伽拉伊（Ｅcheｇaray）的戲曲裏。她隻是從統治的勢力縮小為跟許多新的勢力平行的存在著的一種傾向罷了。
在十九世紀末葉，自然主義的傾向當然也是頗占一種勢力。自然主義導源於法國，它的流入西班牙，是經過一度不能不算是不重要的變種。熱情的，主觀的西班牙民族性，在本質上是不能把法國式的自然主義整個的接受了去的。西班牙人並不是不願意接觸而且研究現實，但他們缺乏那種純粹是旁觀式的冷靜。西班牙的自然主義不能像別國的自然主義那樣以社會多階層的事象為廣大的描寫，他們是隻限於每個作家所能以理性和感情同時接觸到的局部。因這關係，同時還為了西班牙方言的不統一，自然主義的風氣到西班牙便一變而為地方主義（Ｒegionalｉsm）的風氣，這風氣在十九世紀末葉差不多成為全國文壇上比較最占勢力的流派。
二十世紀初期卻來了一個抒情詩歌的全盛時代；自然，這又是依據於詩歌上的現代傾向的輸入，小說方麵的發展卻反陷入一種停滯的狀態。這種停滯狀態一直到大戰前後才開始恢複；於是，這次的恢複便在變化繁多的西班牙小說的流派上又加了許多新的傾向，一直到今日，還在繼續發展之中。
因此，敘述西班牙近代小說不是一件可以依照了年代的進展而進行的工作，它是必須被當作一個平麵似的來處置的。下麵，我想努力把這些繁雜的流派，各以它們的代表作家，來作一個簡明的述要。二地方主義的小說——貝雷達
在荷賽·馬利裏·德·貝雷達（Jose Ｍoria de Ｐｅｒｅｄa）的青年時代，那個曾經產生了吉訶德先生的國土的小說卻正回複到了極幼稚的時期去。正當十九世紀中葉，過去的已成為過去，未來的卻還是未來。西班牙的書業市場上所發售的小說，雖然不是沒有，卻類多外國小說的翻譯，尤其是法國作家，如雨果，喬治·桑，仲馬等人的作品，創作是極端稀少的。中古世的羅曼主義，是隻在詩歌裏維持它的生命，（那時候阿拉爾公的第一部小說還沒有出世。）比較興盛一點的國內文學，是戲劇。貝雷達開始以世界文學的批評家出現於文壇；以他的努力，在西班牙奠定了新的寫實主義的基礎。雖然他自己的作品，是比因他的推動而產生的加爾多思的作品出現得較遲，但是一直到一八六四年，他的Ｅｓcenas Ｍontａneｓａｓ（《山居小景》）出世，西班牙才算主有了一個新的匠師。
山間是他的故鄉；在畢生的作品裏，能獲得最大的成功的，也無過於描寫他的故鄉的風土的作品。自然，這種作品上的普遍性的缺乏，是多少限製著對於它們的理解的。不用說在西班牙之外的讀者，即是在西班牙各大城市的居民，也難對那些作品裏的生疏的人物發生親切的感覺，但是，在那些有生長在山間的特權的人們看來，卻無疑的會把它們列入十九世紀的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中去。在他以後的三十年不斷的著作生活中，所能產生的值得重視的著作，差不多無有不是以他的故鄉為背景；即令在並非以他的故鄉為背景的作品裏，最出色的幾節，也無有不是寫那些從他的故鄉出來的人物的幾段。
貝雷達是一個嚴格的寫實家，在作品裏絕不參加自己的思想和虛構。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沒有嚴密的結構，因為實際生活本來是沒有嚴密的結構的；可是這，也多少損害著它們的動人的力量吧。三加爾多思及其他寫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