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他要做一個為革命的革命作家，他不願做一個背教者，但是他不慣和黨的組織工作聯接起來（他不是一個黨員）。他隻覺得他應該擁護那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符合的文學的路線，但他的在革命前染著的習慣還是很牢固，他以他自己的標準（！）去實現他所認為偉大的（！）決定和議決案，而沒有從組織上去實現它的可能（這些都是他自己所說的話，見他的演講《詩人與階級》）。
在這裏，我們是可以看到革命與未來主義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最尖端的表現了。革命，一種集團的行動，毫不容假借地要強迫排除了集團每一分子的內心所蘊藏著的個人主義的因素，並且幾乎近於殘酷地把各種英雄的理想來定罪；而未來主義，英雄主義的化身，個人主義在文學上的最後的轉世，卻還免不得在革命的強烈的壓力之下作未意識到的蠢動。瑪耶闊夫司基是一個未來主義者，是一個最缺乏可塑性（plａｓｔiciｔｙ）的靈魂，是一個倔強的，唯我的，狂放的好漢，而又是——一個革命者！他想把個人主義的我熔解在集團的我之中而不可能。他將塑造革命呢，還是被革命塑造？這是僅有的兩條出路，但決不是為瑪耶闊夫司基而設的出路。他自己充分地意識到了這個，於是“沒有出路”的他便不得不采取了他自己所“不勸別人這樣做的”方法，於是全世界聽到了這樣的一個不幸的消息——
——詩人符拉齊米爾·瑪耶闊夫司基死了！
他，“未來”主義者的瑪耶闊夫司基，是已經成為“過去”的了。他已經跟著那徘徊於“革命的盛大的交響樂”之前而畢竟不能領略此中的“神秘”的布洛克（Bloｋ），跟著那正想拔腳向革命直進，而終於“另一隻腳又滑倒了”的葉賽寧一起成為“過去”的了。在他成為過去了之後，整萬的勞動者，紅軍，作家，群眾等都來參加他的葬儀，而革命文學國際委員會又叫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不要把他忘記。像這樣，蘇維埃俄羅斯可說是已經適當地報答了自己的詩人了。——然而，未來的世界恐怕是不會像我們的詩人所企圖的那樣吧。瑪耶闊夫司基及其未來主義及其詩歌，也將要像他本人所詛咒的普希金以至柴霍甫一樣成為紀念碑的遺跡了吧。
一九三○年五一節
(載《小說月報》第二十一卷第十二號，一九三○年十二月)一點意見
我覺得近來文藝創作，在量上固然沒有前幾年那樣的多，現在質上都已較進步得多了。我們如果把那些所謂“成名”的作品，和現在一般的作品比較起來，我們便立刻可以看出前者是更薄弱、幼稚。“既成者”之所以“趨向凋謝”或竟沉默者，多是比較之下的必然趨勢。他們戀著從前的地位，而他們仍然是從前的他們，於是，他們的悲劇便造成了。
其次，便是關於現今的作家。今日作家的創作，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大家露著兩個弱點。其一是生活的缺乏，因而他們的作品往往成為一種不真切的，好像是用紙糊出來的東西。他們和不知道無產階級的生活同樣，也不知道資產階級的生活，然而他們偏要寫著這兩方麵的東西，使人起一種反感。其二是技術上的幼稚。我覺得，現在有幾位作家，簡直須從識字造句從頭來過。他們沒有能力把一篇文字寫得通順，別的自然不用說起。
因此，我覺得中國的文藝創作如果要“踏入正常的軌道”，必須經過兩條路：生活，技術的修養。
再者，我希望批評者先生們不要向任何人都要求在某一方麵是正確的意識，這是不可能的，也是徒然的。
(載《北鬥》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文新”第一周年的話
我沒有看了幾期，所以不能有什麼意見。但我所看到的那幾期，都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四月念八日
(載《文藝新聞》第五十三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阿耶拉
阿耶拉（Ｒaｍon Ｐerez de Ａｙａlａ）是西班牙當代的出眾的小說家，同時也是詩人，批評家，散文家，是那踵接著被稱為“九十八年代”的烏拿莫諾，阿索林，巴羅哈，伐列·英克朗等一群人的新係代中的不可一世的人物。他於一八八○年生於阿斯都裏亞斯（Ａsｔurｉas），現在還活著。在去年（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以後，他出任為英國公使。雖則已是五十二歲的老人了，但是他底那種矍鑠的精神，在行動上以及在著述上，是都足以使後生們都感到可畏的。
他底文學生活是從詩歌開始的。他一共出了三部詩集：《小徑的和平》（Ｌa Ｐaz del Seｎｄｅｒo，一九○四），《不可數的小徑》（Ｅl Sendｅｒo Iｎｎuｍｅrablｅ，一九一六），《浮動的小徑》（ＥlSendｅro Ａｎｄａｎte，一九二一）。他的詩都是用舊的韻律和鮮明的思想（Ａncｈo ｒｉｔmo，clara idｅa）。早年的詩雖則頗受法國象征派詩人們，特別是法朗西思·耶麥底影響，但有時他底詩甚至比耶麥底更深刻點。
使他一躍而成為西班牙文壇的巨星，並成為世界的大作家的，是他底小說。《倍拉爾米諾和阿保洛紐》（Ｂｅlarmｉno ｙＡｐolonio），《蜜月苦月》（Ｌｕｎａ de Ｍｉel Ｌｕｎａ de Ｈｉel），《烏爾巴諾和西蒙娜底操勞》（Ｌos Ｔｒａｂajos ｄe Ｕｒｂａｎoｙ Simoｎａ），《黃老虎》（Tigre Juan）等書，都使他底世界的聲譽一天天地增加起來，堅固起來。
從阿耶拉底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點。第一，是他底文章手法上的特點：他底微妙婉轉的話術，他底豐富的用字範圍，他底豐富，流暢，嬌媚而又冷靜的風格。其次，是他底那種尖銳，奸詭，辛辣而近於刻薄的天才（而它又是隱藏在他所聰敏地操縱著的迂回曲折的語言的魅力中的）。憑了這兩種特點，接觸了英國的“幽默”作家及他本國的諸大師，又生活在西班牙的那些奇異的人物——大學生，發明者，流氓，政客，教士，鬥牛者等——的氛圍氣中，他的作品是當然就連法國的弗洛貝爾（如果他能看見）都要自愧不如的了。
《黎蒙家的沒落》（Ｌa Ｃａida de los Limoｎeｓ）是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題名為《泊洛美德奧》（Ｐroｍeteo）的三個詩的中篇小說（Ｎovelas ｐoemátｉｃas）中的一篇，是阿耶拉的傑作之一，頗足以代表他的全部的風格。這是一篇以Ｃasa de huésｐedes（寄寓）底古典的描寫開始的最殘酷的故事，而阿耶拉又是帶著那種不怕傷了讀者的刁惡，熱情和冷嘲講出來的。
(載《現代》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個皮匠》譯者題記
阿耶拉（Ｒａｍon Ｐｅrez de Ａyalａ）西班牙當代最出眾的小說家，同時也是詩人，批評家，散文家，是那踵接著被稱為“九十八年代”的烏拿莫諾（Ｕnamｕｎo），阿索林（Ａｇoｒｉｎ），巴羅哈（Boroja），伐列·英克朗（Ｖａlle-Inclａｎ）等的新係代中的不可一世的人物。
他於一千八百八十年生於阿斯都裏亞斯（Ａｓｔｕrias），現在還活著。在西班牙革命以後，他出任為英國公使（一九三一年）。雖則已是五十幾歲的老人了，但是他的那種矍鑠的精神，在行動上以及著作上，是都足以使後生都感到可畏的。
他的文學生活是從詩歌開始的。他一共出了三部詩集：《小徑的平靜》（Ｌa Ｐaz del Sendero，一九○四），《不可數的小徑》（Ｅl Ｓｅｎｄｅｒo Innumｅｒａblｅ，一九一六），《浮動的小徑》（ＥlSeｎdero Ａｎdante，一九二一）。他的詩都是用舊的韻律和鮮明的思想（Ａncｈo riｔｍo，clara idea）寫出來的，早年的詩雖則頗受法國象征派詩人們，特別是法朗西思·耶麥（Ｆnancis Jammes）的影響，但有時他的詩甚至比耶麥的更深刻點。
使他一躍而成為西班牙文壇的巨星，並成為世界的大作家的，是他底小說。《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Ｂｅlａｒｍｉｎo ｙＡｐolonio），《蜜月苦月》（Ｌｕnａ de Ｍｉel Ｌｕｎa de Ｈｉel），《烏爾巴諾和西蒙娜底操勞》（Ｌos Ｔraｂajos de Ｕrbａｎoｙ Siｍoｎa），《黃老虎》（Tigre Juan）等書，都使他的世界的聲譽一天天地增加起來，堅固起來。
從阿耶拉底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點。第一，是他底文章手法上的特點：他的微妙宛轉的話術，他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用字範圍，他的豐富，流暢，嬌媚而又冷靜的風格。其次，是他的那種尖銳，奸詭，辛辣而近於刻薄的天才（而且又是隱藏在他所聰敏地操縱著的紆回曲折的語言的魅力之下的）。憑了這兩種固有的特點，接觸了英國的“幽默”作家及他本國的諸大師，又生活在西班牙的那些奇異的人物——大學生，發明者，流氓，教士，政客，鬥牛者等——的氛圍氣中，他便達到了他的藝術的最高點。
《二個皮匠》是《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的改題，是使阿耶拉一舉成名的傑作。他的一切的長處，我們都可以在這本書中窺見。現在，我們且把法國西班牙文學的權威約翰·加蘇（JeanCassou）對於這書的見解寫在這裏，作為一個有力的介紹吧：
“此書當然是自從《吉訶德爺》（Ｄon Ｑｕijote）以來的西班牙的最偉大的著作之一。這個故事的戲謔達到了一種不能再希望的偉大。我們是置身在一部西班牙的《步伐爾和貝居錫》（譯者按《步伐爾和貝居錫》〔Bouvard et Ｐécｕcｈｅt〕係法國弗洛貝爾的傑作之一）之前了；但是這一部卻更錯綜著聰慧的把戲，和一整個具有悲喜劇的無盡的力量的，催笑的，豐富的，有力的奇想。弗洛貝爾曾經夢想著述的，可不就是這部書嗎？弗洛貝爾的腦中是常有塞萬提斯（Ｃervantes）出沒的，如果他能夠用像阿耶拉一樣豐滿，一樣有味，又一樣具有善辯的口氣的語言，寫出一部像《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一樣刻薄，像《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一樣地在評斷中包容著我們的全部風習和認識的諷刺文，那麼弗洛貝爾準會心滿意足了。”（見Jeａn Ｃassoｕ：Paｎorａｍａ de la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e ｅｓpａguole conｔｅmpoｒａｉｎｅ）
加蘇竟把這部書稱為《吉訶德爺》以後的西班牙最偉大的書之一，把他的才能和手法放在弗洛貝爾之上了。
本書是根據一九三一年馬德裏Pueyo書店出版的阿耶拉全集本，同時參考Jean et Ｍａrcel Ｃａraｙoｎ的法譯本譯出的。在譯成的時候，看看自己的譯文，總還不能滿意，因為這部書實在是太難譯了。
譯者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據手稿《鐵甲車》譯序
伊凡諾夫是屬於“同路人”之群的一位新俄作家。他是“賽拉皮雍兄弟社”的社員，在這個高爾基所獎掖的文學團體裏，我看到產生了新俄的好一些最有才能的作家，如飛晶，曹西兼珂，尼克青等人，而伊凡諾夫是這個團體中的最傑出的一個。
在一八九五（或一八九六）年生於西伯利亞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符謝伏羅德·伊凡諾夫是有著高加索種人和蒙古種人的兩種血統的。父親是一位土耳其斯坦軍官的私生子，金礦礦工，可是也讀過一點書，然而早年就被伊凡諾夫的哥哥所殺害。伊凡諾夫是一個沒有親屬的人。他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他當過馬戲團的徒弟，魔術師，說書人，小醜，也當過當鋪裏的夥計，排字工人。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親手排印的。在一九一八年到二○年這內戰時期中，他從事於政治生活，然而他那時對於政治理解卻很薄弱。一九二○年之末，因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第一次到了彼得堡，加入“賽拉皮雍兄弟社”，才算開始了有規則的文學生活。他在此後幾年內對著作非常努力，這裏的這本《鐵甲車》也就是他到彼得堡之後的第三年在莫斯科出版的。
顯然地，因他的複雜而多冒險的生活，伊凡諾夫是一個頑強而新鮮的作家。他描寫著雄偉的原始的俄羅斯農民。他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隻有根據本能的認識，因此來描寫多元的，在本質上是非組織的農民暴亂，要見其適當，然而他不能真正地把握到革命的真諦，並且他也沒有想去把握。他的主要題材是西伯利亞內戰，是農民遊擊隊的運動。
這兒的《鐵甲車》就是伊凡諾夫的許多寫遊擊隊的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是公認為最出色的一部同性質的書，此外尚有《各色的風》、《遊擊隊》等。在這部作品裏，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作者的努力，我們看得出是要在這單純的故事之外創造出一種環繞在暴露四周的空氣來。
伊凡諾夫的文字，確然並非是最艱深的，有時卻很難於翻譯，尤其是因為裏麵常用了許多地方方言之故。本書的譯出，係以法譯本為根據，與中國所已有的根據日文本的重譯，在許多地方都不無出入之處。譯者是除了忠於法譯本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因此我在這裏誠意地希望著能夠快有根據原文更完備的譯本出現！
一九三二年十月
(載《鐵甲車》，上海現代書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望舒詩論
一、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
二、詩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
三、單是美的字眼的組合不是詩的特點。
四、象征派的人們說：“大自然是被淫過一千次的娼婦。”但是新的娼婦安知不會被淫過一萬次。被淫的次數是沒有關係的，我們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五、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
六、新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ａncｅ。
七、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為畸形的。倘把詩的情緒去適應呆滯的，表麵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較合腳的鞋子，但是智者卻為自己製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
八、詩不是某一個官感的享樂，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東西。
九、新的詩應該有新的情緒和表現這情緒的形式。所謂形式，決非表麵上的字的排列，也決非新的字眼的堆積。
十、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我不反對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舊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詩情。
十一、舊的古典的應用是無可反對的，在它給予我們一個新情緒的時候。
十二、不應該有隻是炫奇的裝飾癖，那是不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