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指著者）想著，而且，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自從你開始讀書識字的時候起，自從我們這些行將四十歲的人，當時在那巴黎的炮火聲中塗抹著我們最初的詩和我們的第一頁散文的時候起，我們早就想到你們了。在那個時代，在我們同寢室的學生之間，是並不快樂的。我們之中的年長者剛出發去打仗，而我們這些不得不留在學校裏的人，在那些冷清清隻剩了一半學生的課堂裏，覺得有一個複興國家的重大的責任，壓在我們身上。
在一八七二年，他得到了文學士學位，便入巴黎大學專攻希臘語言學。在這個時期，他決意地開始他的文學生活了。
正如差不多一切的文人一樣，他的文學生活是從詩歌開始的。他最初的作品便是在繆賽（Ａlfred de Ｍusset），波特萊爾（Ｃｈａrles Ｂａｕｄｅlａire）以及當時（一八七五年頃）法國對於英國湖畔詩人的觀念等的影響之下的幾卷詩集：《海邊》（Ａu ｂord de laｍer），《不安的生活》（la ｖie ｉｎｑｕièｔe），《愛代爾》（?ｄel），《自白》（les Ａveux）。這些詩集，以詩歌的價值來說，是並不很高的，它們的更大的價值是在心理學上。在這些詩集裏，蒲爾惹竭力把他對於拜倫和巴爾倍·陀雷維裏（Ｂarｂey dＡurevillｙ）的景仰，和他的應用在近代生活上的細膩的分析的個人趣味聯合在一起。那頭兩部詩集的題名，《海邊》和《不安的生活》，就已很明白地表現出這個二重性，表現出他的在最矯飾的上流社會下麵發現了一個深切的心理學的基礎的願望。因為在他的心頭統治著的是心智的力，知識的熱情，所以詩是和他不大相宜的。他是戴納（Ｔaine）和富斯代爾·德·古朗什（Ｆｕｓｔel ｄe Ｃoｕlａｎges）的弟子；可是在很早的時候起，一切的思想潮流都已湧進他的夢想者和好奇者的心靈裏了。在他看來，哲學與醫學是和政治與曆史一樣地有興趣，而在他的一生之中，對於人類的智識的最不同的傾向，他又懷著極大的關心。最和他的分析的稟性相合的藝術形式是小說，——他的第三部詩集《愛代爾》就差不多就是小說了——但是他並沒有立刻取這個形式。
在寫他的小說以前，蒲爾惹先發表了他的《現代心理論集》（一八八三）。這是當時批評界的一個極好的收獲。在這本書中，他對於法蘭西的諸重要作家，如波德萊爾，勒囊（Ｒenan），弗洛貝爾（Flａｕbeｒｔ），斯當達爾（Stｅｎdhal），戴納，小仲馬（Ｄｕｍａsfils），勒龔特·德·李勒（Ｌecoｎte de Liｓle），龔果爾兄弟（Ｅdｍoｎd et Jules Ｃoｎｃoｕｒｔ）等，都有新的估價和獨到的見解。這部書，以及以後的《批評與理論集》（二卷，一九一二）和《批評與理論集》（一九二二）表現著他的批評觀念的演進。從他的最初的論文起，他就對於當代青年的這些大師決定了他自己的態度，在研究著他們的時候，他用那在他心頭起著作用，互相抵觸著或符合著而決定了他的發展的曲線的三個主要的影響確定他自己的立腳點：代表著心靈的不安和神秘的傾向的波特萊爾，心理分析的先驅斯當達爾，以及實驗主義的大師戴納。但和他們不同之處，是他並不從這立腳點前進而後退了。他漸漸地退到傳統的，保守的，天主教的路上去。在他的《批評與理論集》的那篇《獻給茹爾·勒麥特爾》（Jules Ｌｅｍａｉｔre）的序上，他這樣地記著他的演進之跡：
這本書對於你會頗有興趣：這裏畫著一條和你所經過的思想的曲線很類似的思想的曲線。我們兩人都是在大革命的氛圍氣質之中長大起來的，可是我們兩人卻都達到了很會使我們的教授們驚詫的傳統的結論。
他終於找到了那最適宜於他的性格的藝術的形式了。他開始寫小說了。在他的最初的幾部小說，如《殘酷的謎》（ＣｒｕellｅＥｎigｍｅ一八八五），《一件戀愛的犯罪》（Ｕｎｃriｍe dａｍour一八八六），《謊》（ＭｅｎSoｎgeｓ一八八七）等中，他隻在找尋著他的個人表現。他在他的詩歌中和論文中所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的心理分析精神，便開始在小說中大大地發展出來了。在這些小說之中，心理學者和詩人的才能同時地表現了出來。這些小說出版的時候，很受到自然主義者的不滿的批評，因為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大都是取諸上流社會的，而當時的自然主義者們卻幾乎不承認上流社會的存在。蒲爾惹是致力於描摹現實的各麵的，他認為“上流社會”的研究亦是在小說家的努力的範圍中的。他之所以選了上流社會，卻也有一個理由，因為他覺得上流社會中的人物不大有物質的掛慮，職業的牽累，情感是格外奔放一點，分析起來是格外順手一點。他的許多長篇小說，如《昂德萊·高爾奈裏思》（Ａｎｄré Ｃoｒｎｅlis一八八七），《婦人的心》（Ｕｎ coｅur de feｍｍｅ一八九○），《高斯莫保裏思》（Cosｍoｐolis一八九三），《一個悲劇的戀愛故事》（Ｕne idyllｅ ｔｒａgique一八九六），中篇小說如《複始》（Ｒecommｅncｅｍｅｎts一八九七），《感情的錯綜》（Ｃoｍplｉcａtions Seｎtiｍｅｎｔａleｓ一八九八），《心的曲折》（Ｌes déｔoｕrs ｄu coｅur一九○八）等等，都是分析情感的作品。
可是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年，那部在文學界上同時在他自己的著作間劃時代的《弟子》（Le Disciple）出世了。這部小說出來以後，他也就決然地走出了他的摸索時期。它顯示出了蒲爾惹的更廣大的專注。從此以後，他不隻是一個心理小說家，而是一個提出了著者的精神上的責任問題的道德家了。這種道德家的嚴重的口氣，我們是可以從那篇作為序文的《致一個青年》中看得出來的：
在〔我們這些做你的長兄的人們〕那些著作中所碰到的回答，是和你的精神生活有點利害關係，和你的靈魂有點利害關係的；——你的精神生活，正就是法蘭西的精神生活，你的靈魂，就是它的靈魂。二十年之後，你和你的弟兄們將把這個老舊的國家——我們的公共的母親——的命脈，抓在掌握之中。你們將成為這國家的本身。那時，在我們的著作中，你將采得點什麼，你們將采得點什麼？想到了這件事的時候，凡是正直的文士——不論他是如何地無足重輕——就沒有一個會不因為自己所負的責任之重大而戰戰兢兢著的……
在這部書出來的時候，是很引起過一番論爭的。的確，這部書是有著它的重大性。它統製著蒲爾惹的思想之分歧，結束了二十年以來在蒲爾惹心頭占著優勢的各種觀念。宣布了那從此以後將取得優勢的觀念：這是蒲爾惹個人一方麵的意義。而在社會一方麵的意義是：它越了純粹藝術的圈子，提出了藝術家對於社會責任的問題，更廣泛一點地說，提出了個人生活對於社會生活這個主要的問題。從此以後，他把作品的社會價值看得比藝術價值更高了。從前，他可以說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小說家，而現在他卻是一位把小說作為工具，作為一種教訓的手段的作者了。
的確，他提出了個人生活對於社會生活這個主要的問題，並因此而引起了道德的，宗教的，社會的諸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他隻用了天主教的和保守派的理論去回答。《弟子》是用了巴斯加爾的《基督之神秘》中的這句表麵上是假設之辭，而實際上卻表現著一個宗教的信仰的話來結束的：“如果你沒有找到過我，你是不會來找我的！……”
我們可以看到，蒲爾惹隻在宗教的回返中看到了出路。以後不久，在《高斯莫保裏思》（一八九三）中，蒲爾惹似乎又回複到他最初的那些上流社會的心理小說一次。但這隻是一個外表，在他的心裏，他的主張仍舊一貫地進行著，一直引導他到《階段》的正理主義（Ｄoctrinａriｓｍｅ）。
我們上麵已經說過，從《弟子》以後，蒲爾惹便繼續把他的天才為他的社會的信念服役了。但是他的成就是怎樣呢？正如一切的宣傳作品一樣，我們所感到的隻是使人厭倦的說教而已。《階段》（Ｌ?tａpe一九○三），《亡命者》（Ｌ?ｍｉｇré一九○七），《正午的魔鬼》（Ｌｅ Ｄéｍoｎ de ｍidｉ一九一四），《死之意義》（ＬeSens de Ｌａ mort一九一五），《奈美西思》（Ｎéｍésis一九一八）等等，都是這一種傾向的作品。而其中尤以《階段》一書為這一種傾向的頂點。在《弟子》以後，比較可以一讀的隻有《正午的魔鬼》而已。
從文學上來講，蒲爾惹的成就是很微小的。對於每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他雖然力求其逼真，使讀者覺得確有其人，然而他往往做得過分了，使人起一種沉滯和厭倦之感。這些果然是一切心理小說家所不免的缺陷，但蒲爾惹卻做得比別人更過分一點。他尤其喜歡在他的小說中發揮他對於社會、宗教、道德等的個人意見，使一部完整的作品成為不平衡的。這些，即他的一生傑作《弟子》中也不能免，至於《階段》那樣的作品，那是更不用說了。他的唯一的長處是在他天生的分析天才所賦予他的細膩周到。在這一點上，他是可以超過前人的。至於他的文章的沉重滯澀，近代的批評家們——如保爾·蘇代（Ｐａul Ｓouday）——都有定論，也毋庸我們來多說了。
下麵的譯文，是根據了巴黎伯龍書店（Plon）本翻譯出來的。在譯方麵，譯者雖然已盡了他的力量，但因原作滯澀煩瑣的緣故，所以譯文也不免留著原著的短處。譯者不能表達出作者的長處而隻保留著作者的短處，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讀者、作者與編者
我不曾在創刊號的《星座》上寫文章，但是我卻看過那一天的星座，因此，我與星座的關係是以讀者來開始的，接著我便成了星座的經常寄稿者，這關係一直繼續了許多年，而現在，更輪到我扮演一張報紙副刊不可缺的三個角色之中的最後一個角色了，一年多以來，我承乏了編者的職務。
從讀者，作者到編者，論這過程中的滋味，也許有人羨慕說是漸入佳境。但從身曆的經驗來說，從前是可以聳聳肩膀隨意指摘別人的，現在則忍氣吞聲一變而為承受一切指摘的箭靶了。也許有人羨慕舞台上畫著白鼻或插著將旗的角色，但我認為最自由快樂的仍是台下的觀眾，他們不僅可以隨意喝倒彩，而且還可以一走了事。從讀者變成編者，簡直是從騎在牛背上的牧童變成被人牽著鼻子的老牛了。
既然變成了牛，就得盡牛的本分。好在《星座》這一塊園地，由於前人的耕耘勤懇，土質是相當肥沃的。今後如能約略有一點收獲，那是前人勤勉的餘澤，若是有什麼礙腳的莠草和荊棘，那是老牛的疏忽，敢請讀者不吝鞭策，以便這條老牛可以像我們的胡博士那樣，“拚命向前”。
(轉自《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特輯》，《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