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聽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幹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隻來看寫著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複的幾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並沒有說）。
但他後來就有點“癡”起來，他不知從那裏拾來了一種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為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異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誌”的，硬把“誌”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誌”，而終於讚成曾點者，就因為其“誌”合於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為“載道”的夢，那裏麵少得很。文章是醒著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於“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適宜於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為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才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並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潔，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麼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吃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著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吃，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誌》記者在《讀後感》裏，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麼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製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於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隻注意於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Ｃｅｎｓｏｒｓ（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麵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麼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隻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餘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於這階級），很能夠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秘而不宣的。
至於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隻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於山澤，比上麵說過的那些誌向要大得遠，不過這裏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學雜誌》第一號。)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於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著“共和”的假麵，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兵們最受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又還掛著“共和”的假麵。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煆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麼？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麼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嗬！事實並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麼，“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裏，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於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隻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裏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的虐政，說是不準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