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製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嚐是女人！不過，隻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裏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幺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裏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戇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看他在黑夜裏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幾位公子，慕遊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種假吉訶德騙去了幾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於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麼蠢笨，連這點兒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嚐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還有人“特製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可是，為著要殺豬起見，又舍不得飛機捐，於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麵作為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的解釋，一麵又借此搜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後，後有袁世凱，——清末的興複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嚐不知道“國貨運動”振興不了什麼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甚麼“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著假麵具的買辦多賺幾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聽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麼？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為“搗亂後方”者戒。
他們何嚐不知道什麼“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複“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麼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麼“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嚐不是如此。
假吉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癡假呆當做真癡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麼，到這裏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幾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隻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胡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曆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
這回聽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極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並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麼，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於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麼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於造橋，炮兵無須分神於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隻收二三折了麼？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係的G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隻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Ｃ書局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裏存留，記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隻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於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齧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複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隻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鬆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於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學》第一卷第一號。)又論“第三種人”
戴望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ＡＥＡＲ（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並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並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於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並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裏的必須指出的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