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三月號日本《改造》月刊，參看本書《附記》。)答國際文學社問
原問——
一、蘇聯的存在與成功，對於你怎樣(蘇維埃建設的十月革命，對於你的思想的路徑和創作的性質，有什麼改變)？
二、你對於蘇維埃文學的意見怎樣？
三、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什麼事件和種種文化上的進行，特別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旋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隻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二，我隻能看別國——德國，日本——的譯本。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我看蘇維埃文學，是大半因為想紹介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
三，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
(本篇最初發表於《國際文學》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發表時題為《中國與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蘇聯《真理報》曾予轉載。)《草鞋腳》(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小引
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在輕視的眼光下，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後，實在也沒有產生什麼較偉大的作品。小說家的侵入文壇，僅是開始“文學革命”運動，即一九一七年以來的事。自然，一方麵是由於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麵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
但這新的小說的生存，卻總在不斷的戰鬥中。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隻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的迫壓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學者，而迫害也更加厲害，禁止出版，燒掉書籍，殺戮作家，有許多青年，竟至於在黑暗中，將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的，“文學革命”以後的短篇小說的選集。因為在我們還算是新的嚐試，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見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麵的植物一般，雖然並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
至今為止，西洋人講中國的著作，大約比中國人民講自己的還要多。不過這些總不免隻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國有一句古諺，說：“肺腑而能語，醫師麵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說話，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罷，然而，也一定能有醫師所診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實是十分真實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魯迅記於上海。
(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參看本書《附記》。)論“舊形式的采用”
“舊形式的采用”的問題，如果平心靜氣的討論起來，在現在，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開首便遭到了耳耶先生的筆伐。“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這是近十年來“新形式的探求”的結果，是克敵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幹不淨。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為他同時也在譯《藝術底內容和形式》，一經登完，便會洗淨他激烈的責罰；而且有幾句話也正確的，是他說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舊形式的采用機械的地分開。
不過這幾句話已經可以說是常識；就是說內容和形式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已經是常識；還有，知道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當然是常識。舊形式為什麼隻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卻指為“為整個(！)舊藝術捧場”——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幹，和“整個”捧來是不同的，前進的藝術家不能有這思想(內容)。然而他會想到采取舊藝術，因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象鼻子發癢的人，隻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采取，這采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在我看來，是既沒有將內容和形式機械的地分開，更沒有看得《姊妹花》叫座，於是也來學一套的投機主義的罪案的。
自然，舊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不能隻斥他交代未清之後，便可逍遙事外。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采取什麼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跡，我們無從目睹了，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為題材，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宋的院畫，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苟之處是可取的，米點山水，則毫無用處。後來的寫意畫(文人畫)有無用處，我此刻不敢確說，恐怕也許還有可用之點的罷。這些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
隻是上文所舉的，亦即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都是消費的藝術。它一向獨得有力者的寵愛，所以還有許多存留。但既有消費者，必有生產者，所以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有生產者的藝術。古代的東西，因為無人保護，除小說的插畫以外，我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至於現在，卻還有市上新年的花紙，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連環圖畫。這些雖未必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藝術，但和高等有閑者的藝術對立，是無疑的。但雖然如此，它還是大受著消費者藝術的影響，例如在文學上，則民歌大抵脫不開七言的範圍，在圖畫上，則題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經加以提煉，成為明快，簡捷的東西了。這也就是蛻變，一向則謂之“俗”。注意於大眾的藝術家，來注意於這些東西，大約也未必錯，至於仍要加以提煉，那也是無須贅說的。
但中國的兩者的藝術，也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畫的滿幅雲煙，是豪華的裝璜，花紙也有一種硬填到幾乎不見白紙的，卻是惜紙的節儉；唐伯虎畫的細腰纖手的美人，是他一類人們的欲得之物，花紙上也有這一種，在賞玩者卻隻以為世間有這一類人物，聊資博識，或滿足好奇心而已。為大眾的畫家，都無須避忌。
至於謂連環圖畫不過圖畫的種類之一，與文學中之有詩歌，戲曲，小說相同，那自然是不錯的。但這種類之別，也仍然與社會條件相關聯，則我們隻要看有時盛行詩歌，有時大出小說，有時獨多短篇的史實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與內容相關聯。現在社會上的流行連環圖畫，即因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著眼於此，因而加以導引，正是前進的藝術家的正確的任務；為了大眾，力求易懂，也正是前進的藝術家正確的努力。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而且，這工作是決不如旁觀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罷，當然不會就是很高的藝術。藝術的前進，還要別的文化工作的協助，某一文化部門，要某一專家唱獨腳戲來提得特別高，是不妨空談，卻難做到的事，所以專責個人，那立論的偏頗和偏重環境的是一樣的。
五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華日報·動向》，署名常庚。)連環圖畫瑣談
“連環圖畫”的擁護者，看現在的議論，是“啟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圖右史”，現在隻剩下一句話，看不見真相了，宋元小說，有的是每頁上圖下說，卻至今還有存留，就是所謂“出相”；明清以來，有卷頭隻畫書中人物的，稱為“繡像”。有畫每回故事的，稱為“全圖”。那目的，大概是在誘引未讀者的購讀，增加閱讀者的興趣和理解。
但民間另有一種《智燈難字》或《日用雜字》，是一字一像，兩相對照，雖可看圖，主意卻在幫助識字的東西，略加變通，便是現在的《看圖識字》。文字較多的是《聖諭像解》，《二十四孝圖》等，都是借圖畫以啟蒙，又因中國文字太難，隻得用圖畫來濟文字之窮的產物。
“連環圖畫”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燈難字》的功效的，倘要啟蒙，實在也是一種利器。
但要啟蒙，即必須能懂。懂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癡，但應該著眼於一般的大眾，譬如罷，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讚成西洋畫及照相，他們說：人臉那有兩邊顏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那麼，作“連環圖畫”而沒有陰影，我以為是可以的；人物旁邊寫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於表示做夢從人頭上放出一道毫光來，也無所不可。觀者懂得了內容之後，他就會自己刪去幫助理解的記號。這也不能謂之失真，因為觀者既經會得了內容，便是有了藝術上的真，倘必如實物之真，則人物隻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沒有和地球一樣大小的紙張，地球便無法繪畫。
艾思奇先生說：“若能夠觸到大眾真正的切身問題，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這話也並不錯。不過要商量的是怎樣才能夠觸到，觸到之法，“懂”是最要緊的，而且能懂的圖畫，也可以仍然是藝術。
五月九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華日報·動向》，署名燕客。)儒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麵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