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坐在內山書店裏閑談——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閑談的，我的可憐的敵對的“文學家”，還曾經借此竭力給我一個“漢奸”的稱號，可惜現在他們又不堅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歲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還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個，所以想結婚是很困難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但日本社會上的迷信也還是真不少。
我問：可有方法解除這夙命呢？回答是：沒有。
接著我就想到了中國。
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家，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是中國的論者，現在也有些人這樣說。但據我所知道，中國女性就沒有這樣無法解除的命運。“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總有法子想，就是所謂“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結婚，製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個男人，畫上符咒，和這命的女人一同行“結儷之禮”後，燒掉或埋掉，於是真來訂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個，毫無危險了。
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所謂“沒有法子”，有時也就是一種另想道路——轉移運命的方法。等到確信這是“運命”，真真“沒有法子”的時候，那是在事實上已經十足碰壁，或者恰要滅亡之際了。運命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麼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蒂，並無不同，以後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麼，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假如真有這一日，則和尚，道士，巫師，星相家，風水先生……的寶座，就都讓給了科學家，我們也不必整年的見神見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臉譜臆測
對於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征主義，或中國戲裏有無象征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並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征”，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
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隻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並不象征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於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隻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麵的，這假麵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征，一麵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麵和現在的打臉的關係，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係，那麼，“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隻是人物的分類，卻並非象征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麵”不同，並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隻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麼都做得出，於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雲長的“麵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麵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於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麵去戰鬥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麼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麼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誇大化，漫畫化，甚而至於到得後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征手法了。
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並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本篇在印入本書前未能發表，參看本書《附記》。)隨便翻翻
我想講一點我的當作消閑的讀書——隨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說不定的。
我最初去讀書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讀的是《鑒略》，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對字(這是做詩的準備)的課本之外，不許有別的書。但後來竟也慢慢的認識字了，一認識字，對於書就發生了興趣，家裏原有兩三箱破爛書，於是翻來翻去，大目的是找圖畫看，後來也看看文字。這樣就成了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麼，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到得現在，還是如此，不用心，不費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書籍之後，覺得疲勞的時候，也拿這玩意來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確能夠恢複疲勞。
倘要騙人，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現在有一些老實人，和我閑談之後，常說我書是看得很多的，略談一下，我也的確好像書看得很多，殊不知就為了常常隨手翻翻的緣故，卻並沒有本本細看。還有一種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庫書目提要》，倘還怕繁，那麼，《簡明目錄》也可以，這可要細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過許多書。不過我也曾用過正經工夫，如什麼“國學”之類，請過先生指教，留心過學者所開的參考書目。結果都不滿意。有些書目開得太多，要十來年才能看完，我還疑心他自己就沒有看；隻開幾部的較好，可是這須看這位開書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塗蟲，那麼，開出來的幾部一定也是極頂胡塗書，不看還好，一看就胡塗。
我並不是說，天下沒有指導後學看書的先生，有是有的，不過很難得。
這裏隻說我消閑的看書——有些正經人是反對的，以為這麼一來，就“雜”！“雜”，現在又算是很壞的形容詞。但我以為也有好處。譬如我們看一家的陳年賬簿，每天寫著“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魚五十文，醬油一文”，就知先前這幾個錢就可買一天的小菜，吃夠一家；看一本舊曆本，寫著“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這麼多的禁忌。看見了宋人筆記裏的“食菜事魔”，明人筆記裏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嗬，原來‘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書，都是些那時的名人軼事，某將軍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飯，某先生體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聞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婦產生人麵蛇，毫無益處的也有。這時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這是幫閑文士所做的書。凡幫閑，他能令人消閑消得最壞，他用的是最壞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誘過去，那就墜入陷阱，後來滿腦子是某將軍的飯量，某先生的體重，蜈蚣精和人麵蛇了。
講扶乩的書，講婊子的書，倘有機會遇見，不要皺起眉頭，顯示憎厭之狀，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也用一樣的辦法。例如楊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來，他的思想是活著的，現在意見和他相近的人們正多得很。這也有一點危險，也就是怕被它誘過去。治法是多翻，翻來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較，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鄉下人常常誤認一種硫化銅為金礦，空口是和他說不明白的，或者他還會趕緊藏起來，疑心你要白騙他的寶貝。但如果遇到一點真的金礦，隻要用手掂一掂輕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隨便翻翻”是用各種別的礦石來比的方法，很費事，沒有用真的金礦來比的明白，簡單。我看現在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麼書，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麵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一舉兩得了。
但這樣的好東西，在中國現有的書裏，卻不容易得到。我回憶自己的得到一點知識，真是苦得可憐。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氏開辟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我久不看現行的曆史教科書了，不知道裏麵怎麼說；但在報章雜誌上，卻有時還看見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過去了，原沒有什麼大關係，但也許正有著大關係，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說些真實的好。所以我想，無論是學文學的，學科學的，他應該先看一部關於曆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但如果他專講天王星，或海王星，蝦蟆的神經細胞，或隻詠梅花，叫妹妹，不發關於社會的議論，那麼，自然，不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