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舊詩作得很多，秋天，中秋遊日光，遊淺草，而且還加上譜調讀著。有一天他還讓我看看，我說我不懂，別的同學有的借他的詩本去抄錄。我聽過幾次，有人問他：“你沒再作詩嗎？”他答：“沒有喝酒呢？”
他聽到有人問他，他就站起來了：
“我說……先生……魯迅，這個人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個罵，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黃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過來。
一個大個子，戴著四角帽子，他是“滿洲國”的留學生，聽說話的口音，還是我的同鄉。
“聽說魯迅不是反對‘滿洲國’的嗎？”那個日本教員，抬一抬肩膀，笑了一下：“嗯！”
過了幾天，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了。我們這一班中４０幾個人，去追悼魯迅先生的隻有一位小姐。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著，走得越輕越慢，而那鞋跟就越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
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怎樣不調配的反應。
1938年
（該文首刊於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出版的《七月》第１集第１期，題名為《在東京》本文作於１９３７年８月，篇末注為１９３８年，大概是印刷上的錯誤。）回憶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裏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得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使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顧一切地走去。
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說：“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得……”
魯迅先生生病，剛好了一點，他坐在躺椅上，抽著煙，那天我穿著新奇的大紅的上衣，很寬的袖子。
魯迅先生說：“這天氣悶熱起來，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裝在象牙煙嘴上的香煙，又用手裝得緊一點，往下又說了別的。
許先生忙著家務，跑來跑去，也沒有對我的衣裳加以鑒賞。
於是我說：“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魯迅先生從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過了一會又接著說：“你的裙子配的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渾濁……你沒看到外國人在街上走的嗎？絕沒有下邊穿一件綠裙子，上邊穿一件紫上衣，也沒有穿一件紅裙子而後穿一件白上衣的……”
魯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著我：“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還帶格子，顏色渾濁得很，所以把紅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腳長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腳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橫格子的還好；橫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兩邊裂著，更橫寬了，胖子要穿豎條子的，豎的把人顯得長，橫的把人顯的寬……”
那天魯迅先生很有興致，把我一雙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評一下，說我的短靴是軍人穿的，因為靴子的前後都有一條線織的拉手，這拉手據魯迅先生說是放在褲子下邊的……
我說：“周先生，為什麼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訴我，怎麼現在才想起來呢？現在我不是不穿了嗎？我穿的這不是另外的鞋嗎？”
“你不穿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我一說你該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個宴會去，我要許先生給我找一點布條或綢條束一束頭發。許先生拿了來米色的綠色的還有桃紅色的。經我和許先生共同選定的是米色的。為著取美，把那桃紅色的，許先生舉起來放在我的頭發上，並且許先生很開心地說著：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規矩又頑皮地在等著魯迅先生往這邊看我們。
魯迅先生這一看，臉是嚴肅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著我們這邊看著：
“不要那樣裝飾她……”
許先生有點窘了。
我也安靜下來。
魯迅先生在北平教書時，從不發脾氣，但常常好用這種眼光看人，許先生常跟我講。她在女師大讀書時，周先生在課堂上，一生氣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著他們，這種眼光是魯迅先生在記範愛農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說過，而誰曾接觸過這種眼光的人就會感到一個曠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開始問：“周先生怎麼也曉得女人穿衣裳的這些事情呢？”
“看過書的，關於美學的。”
“什麼時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買的書嗎？”
“不一定是買的，也許是從什麼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嗎？！”
“隨便看看……”
“周先生看這書做什麼？”
“……”沒有回答，好像很難回答。
許先生在旁說：“周先生什麼書都看的。”
在魯迅先生家裏做客人，剛開始是從法租界來到虹口，搭電車也要差不多一個鍾頭的工夫，所以那時候來的次數比較少。記得有一次談到半夜了，一過十二點電車就沒有的，但那天不知講了些什麼，講到一個段落就看看旁邊小長桌上的圓鍾，十一點半了，十一點四十五分了，電車沒有了。
“反正已十二點，電車也沒有，那麼再坐一會。”許先生如此勸著。
魯迅先生好像聽了所講的什麼引起了幻想，安頓地舉著象牙煙嘴在沉思著。
一點鍾以後，送我（還有別的朋友）出來的是許先生，外邊下著氵蒙氵蒙的小雨，弄堂裏燈光全然滅掉了，魯迅先生囑咐許先生一定讓坐小汽車回去，並且一定囑咐許先生付錢。
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刮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飯，還喜歡吃油炸的東西，喜歡吃硬的東西，就是後來生病的時候，也不大吃牛奶。雞湯端到旁邊用調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約好我去包餃子吃，那還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帶了外國酸菜和用絞肉機絞成的牛肉，就和許先生站在客廳後邊的方桌邊包起來。海嬰公子圍著鬧得起勁，一會按成圓餅的麵拿去了，他說做了一隻船來，送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看他，轉身他又做了一隻小雞。許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對他竭力避免加以讚美，若一讚美起來，怕他更做得起勁。
客廳後邊沒到黃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涼，知道衣裳不夠了，但為著忙，沒有加衣裳去。等把餃子包完了看看那數目並不多，這才知道許先生與我們談話談得太多，誤了工作。許先生怎樣離開家的，怎樣到天津讀書的，在女師大讀書時怎樣做了家庭教師。她去考家庭教師的那一段描寫，非常有趣，隻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幾十名，她之能夠當選算是難的了。指望對於學費有點補助，冬天來了，北平又冷，那家離學校又遠，每月除了車子錢之外，若傷風感冒還得自己拿出買阿司匹林的錢來，每月薪金十元要從西城跑到東城……
餃子煮好，一上樓梯，就聽到樓上明朗的魯迅先生的笑聲衝下樓梯來，原來有幾個朋友在樓上也正談得熱鬧。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後我們又做過韭菜合子，又做過荷葉餅，我一提議，魯迅先生必然讚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魯迅先生還是在桌上舉著筷子問許先生：“我再吃幾個嗎？”
因為魯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飯後必吃“脾自美”藥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魯迅先生正在校對著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進臥室去，從那圓轉椅上魯迅先生轉過來了，向著我，還微微站起了一點。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一邊說著一邊向我點頭。
剛剛我不是來過了嗎？怎麼會好久不見？就是上午我來的那次周先生忘記了，可是我也每天來呀……怎麼都忘記了嗎？
周先生轉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來，他是在開著玩笑。
梅雨季節，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剛一放晴，我高興極了，就到魯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樓還喘著。魯迅先生說：“來啦！”我說：“來啦！”
我喘著連茶也喝不下。
魯迅先生就問我：
“有什麼事嗎？”
我說：“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笑著，一種對於衝破憂鬱心境的嶄然的會心的笑。
海嬰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裏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頭發或拉我的衣裳。
為什麼他不拉別人呢？據周先生說：“他看你梳著辮子，和他差不多，別人在他眼裏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許先生問著海嬰：“你為什麼喜歡她呢？不喜歡別人？”
“她有小辮子。”說著就來拉我的頭發。
魯迅先生家生客人很少，幾乎沒有，尤其是住在他家裏的人更沒有。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在二樓上魯迅先生的臥室裏擺好了晚飯，圍著桌子坐滿了人。每逢禮拜六晚上都是這樣的，周建人先生帶著全家來拜訪的。在桌子邊坐著一個很瘦的很高的穿著中國小背心的人，魯迅先生介紹說：“這是一位同鄉，是商人。”
初看似乎對的，穿著中國褲子，頭發剃的很短。當吃飯時，他還讓別人酒，也給我倒一盅，態度很活潑，不大像個商人；等吃完了飯，又談到《偽自由書》及《二心集》。這個商人，開明得很，在中國不常見。沒有見過的就總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樓下客廳後的方桌上吃晚飯，那天很晴，一陣陣地刮著熱風，雖然黃昏了，客廳裏還不昏黑。魯迅先生是新剪的頭發，還能記得桌上有一盤黃花魚，大概是順著魯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魯迅先生前麵擺著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飯的飯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邊。他說蒙古人什麼樣，苗人什麼樣，從西藏經過時，那西藏女人見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這商人可真怪，怎麼專門走地方，而不做買賣？並且魯迅先生的書他也全讀過，一開口這個，一開口那個。並且海嬰叫他×先生，我一聽那×字就明白他是誰了。×先生常常回來得很遲，從魯迅先生家裏出來，在弄堂裏遇到了幾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從三樓下來，手裏提著小箱子，身上穿著長袍子，站在魯迅先生的麵前，他說他要搬了。他告了辭，許先生送他下樓去了。這時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繞了兩個圈子，問我說：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嗎？”
“是的。”我說。
魯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幾步，而後向我說：“他是販賣私貨的商人，是販賣精神上的……”
×先生走過二萬五千裏回來的。
青年人寫信，寫得太草率，魯迅先生是深惡痛絕之的。
“字不一定要寫得好，但必須得使人一看了就認識，年青人現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趕快胡亂寫完了事，別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這費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這費了功夫不是他的。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還是展讀著每封由不同角落裏投來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濟時，便戴起眼鏡來看，常常看到夜裏很深的時光。
魯迅先生坐在××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珂勒惠支的畫，魯迅先生最佩服，同時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壓迫，不準她做教授，不準她畫畫，魯迅先生常講到她。
史沫特烈，魯迅先生也講到，她是美國女子，幫助印度獨立運動，現在又在援助中國。
魯迅先生介紹人去看的電影：《夏伯陽》，《複仇豔遇》……其餘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獸這一類的影片，也常介紹給人的。魯迅先生說：“電影沒有什麼好的，看看鳥獸之類倒可以增加些對於動物的知識。”
魯迅先生不遊公園，住在上海１０年，兆豐公園沒有進過，虹口公園這麼近也沒有進過。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訴周先生，我說公園裏的土鬆軟了，公園裏的風多麼柔和。周先生答應選個晴好的天氣，選個禮拜日，海嬰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車一直開到兆豐公園，也算是短途旅行。但這隻是想著而未有做到，並且把公園給下了定義。魯迅先生說：“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著路種著點柳樹什麼樹的，樹下擺著幾張長椅子，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
我是去過兆豐公園的，也去過虹口公園或是法國公園的，仿佛這個定義適用於任何國度的公園設計者。
魯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著黑士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著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
膠皮底鞋夏天特別熱，冬天又涼又濕，魯迅先生的身體不算好，大家都提議把這鞋子換掉。魯迅先生不肯，他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轉彎到××書店走一趟嗎？”
魯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傷風嗎？不圍巾子，風一吹不就傷風了嗎？”
魯迅先生這些個都不習慣，他說：
“從小就沒戴過手套圍巾，戴不慣。”
魯迅先生一推開門從家裏出來時，兩隻手露在外邊，很寬的袖口衝著風就向前走，腋下夾著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裏邊包著書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書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帶出去，回來必帶回來。出去時帶著給青年們的信，回來又從書店帶來新的信和青年請魯迅先生看的稿子。
魯迅先生抱著印花包袱從外邊回來，還得提著一把傘，一進門客廳早坐著客人，把傘掛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談起話來。談了很久了，傘上的水滴順著傘杆在地板上已經聚了一堆水。
魯迅先生上樓去拿香煙，抱著印花包袱，而那把傘也沒有忘記，順手也帶到樓上去。
魯迅先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他的東西從不隨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口味。許先生想請一個北方廚子，魯迅先生以為開銷太大，請不得的，男傭人，至少要1５元錢的工錢。
所以買米買炭都是許先生下手。我問許先生為什麼用兩個女傭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許先生說她們做慣了，海嬰的保姆，海嬰幾個月時就在這裏。
正說著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樓梯來了，和我們打了個迎麵。
“先生，沒吃茶嗎？”她趕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剛剛下樓時氣喘的聲音還在喉管裏咕嚕咕嚕的，她確實年老了。
來了客人，許先生沒有不下廚房的，菜食很豐富，魚，肉……都是用大碗裝著，起碼四五碗，多則七八碗。可是平常就隻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筍炒鹹菜，再一碗黃花魚。
這菜簡單到極點。
魯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條的那裏用著包油條，我得到了一張，是譯《死魂靈》的原稿，寫信告訴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不以為希奇，許先生倒很生氣。
魯迅先生出書的校樣，都用來揩桌，或做什麼的。請客人在家裏吃飯，吃到半道，魯迅先生回身去拿來校樣給大家分著。客人接到手裏一看，這怎麼可以？魯迅先生說：
“擦一擦，拿著雞吃，手是膩的。”
到洗澡間去，那邊也擺著校樣紙。
許先生從早晨忙到晚上，在樓下陪客人，一邊還手裏打著毛線。不然就是一邊談著話一邊站起來用手摘掉花盆裏花上已幹枯了的葉子。許先生每送一個客人，都要送到樓下門口，替客人把門開開，客人走出去而後輕輕地關了門再上樓來。
來了客人還到街上去買魚或買雞，買回來還要到廚房裏去工作。
魯迅先生臨時要寄一封信，就得許先生換起皮鞋子來到郵局或者大陸新村旁邊信筒那裏去。落著雨天，許先生就打起傘來。
許先生是忙的，許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頭發有一些是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