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飛機上的炸彈，落了還是沒落呢？我看不見，而且我也聽不見，因為東北方麵和西北方麵炮彈都在開裂著。甚至於那炮彈真正從哪方麵出發，因著回音的關係，我也說不定了。
但那飛機的奇怪的翅子，我是看見了的，我是含著眼淚而看著它們，不，我若真的含著眼淚而看著它們，那就相同遇到了魔鬼而想教導魔鬼那般沒有道理。
但在我的窗外，飛著，飛著，飛去又飛來了的，飛得那麼高，好像一分鍾那飛機也沒離開我的窗口。因為灰色的雲層的掠過，真切了，朦朧了，消失了，又出現了，一個來了，一個又來了。看著這些東西，實在的我的胸口有些疼痛。
一個鍾頭看著這樣我從來沒有看過的天空，看得疲乏了，於是，我看著桌上的台燈，台燈的綠色的傘罩上還畫著菊花，又看到了箱子上散亂的衣裳，平日彈著的六條弦的大琴，依舊是站在牆角上。一樣，什麼都是和平常一樣，隻有窗外的雲，和平日有點不一樣，還有桌上的短刀和平日有點不一樣，紫檀色的刀柄上鑲著兩塊黃銅，而且不裝在紅牛皮色的套子裏。對於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絕不是拿著這短刀而赴前線。
１９３７８１４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武漢《七月》第１卷第１期）火 線 外（二章）
窗邊
Ｍ站在窗口，他的白色的褲帶上的環子發著一點小亮，而他前額上的頭發和臉就壓在窗框上，就這樣，很久很久地。同時那機關槍的聲音似乎緊急了，一排一排地爆發，一陣一陣地裂散著，好像聽到了在大火中坍下來的家屋。
“這是哪方麵的機關槍呢？”
“這槍一開……在電影上我看見過，人就一排一排地倒下去……”
“這不是嗎……炮也響了……”
我在地上走著，就這樣散散雜雜地問著Ｍ，而他回答我的卻很少。
“這大概是日本方麵的機關槍，因為今夜他們的援軍必要上岸，也許這是在搶岸……也許……”
他說第二個“也許”的時候，我明白了這“也許”一定是他又複現了他曾做過軍人的經驗。
於是那在街上我所看到的傷兵，又完全遮沒了我的視線；他們在搬運貨物的汽車上，汽車的四周插著綠草，車在跑著的時候，那紅十字旗在車廂上火苗似地跳動著。那車沿著金神父路向南去了。遠處有一個白色的救急車廂上畫著一個很大的紅十字，就在那地方，那飄蓬著的傷兵車停下，行路的人是跟著擁了去。那車子隻停了一下，又倒退著回來了。退到最接近的路口，向著一個與金神父路交叉著的街開去，這條街就是莫利哀路。這時候我也正來到了莫利哀路，在行人道上走著。那插著草的載重車，就停在我的前麵，那是一個醫院，門前掛著紅十字的牌匾。
兩個穿著黑色雲紗大衫的女子跳下車來。她們一定是臨時救護員，臂上包著紅十字。這時候，我就走近了。
跟著那女救護員，就有一個手按著胸口的士兵站起來了，大概他是受的輕傷，全身沒有血痕，隻是臉色特別白。還有一個，他的腿部紮著白色的繃帶，還有一個很直地躺在車板上，而他的手就和蟲子的腳爪般攀住了樹木那樣緊抓著車廂的板條。
這部車子載著七八個傷兵，其中有一個，他綠色的軍衣在肩頭染著血的部份好像被水浸著那麼濕，但他也站起來了，他用另一隻健康的手去扶著別的一隻受傷的手。
女救護員爬上車來了，我想一定是這醫院已經人滿，不能再收的緣故。所以這載重車又動搖著，響著，倒退著，衝開著圍觀的人，又向金神父路退去。就是那肩頭受傷的人，他也從原來的地方坐下去。
他們的臉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黃色的，除掉這個，從他們什麼也得不到，呼叫，哼聲，一點也沒有，好像正在受著創痛的不是人類，不是動物……靜靜的；靜得好像是一棵樹木。
人們擁擠著招呼著，抱著孩子，拖著拖鞋，使我感到了人們就像在看“出大差”那種熱鬧的感覺。
停在我們腳尖前麵的這飄蓬的人類，是應該受著無限深沉的致敬的呀！
於是第二部插著綠草的汽車也來到了，就在人們擁擠圍觀的當中，兩部車子一起退去了。
Ｍ的腰間仍舊是閃著那帶子上的一點小亮，那困惱的頭發仍舊是切在窗子的邊上。寧靜，這深夜的寧靜，微風也不來擺動這桌子上的書篇……隻在那北方槍炮的世界中，高衝起來的火光中，把Ｍ的頭部烘托出來一個圓大沉重而安寧的黑影在窗子上。
我想他也和我一樣，戰爭是要戰爭的，而槍聲是並不可愛的。
８月1７日
小生命和戰士
“你看那兵士腰間的刀子，總有點凶殘的意味，可是他也愛那麼小的孩子。”我這樣小聲地把嘴唇接近著Ｌ的耳邊。
其實渡輪正在進行中的聲音，也絕對使那兵士不會聽到我的話語的。
其中第一個被我注意的，不是那個抱著孩子的，而是另外的一個，他一走上來，就停在船欄的旁邊。他那麼小，使我立刻想到了小老鼠。兩頰從顴骨以下是完全陷下來的，因此嘴有點突出。耳朵在帽子的邊下，顯得貧薄和孤獨，和那過大的帽遮一樣，對於他都起著一種不配稱的感覺。從帽遮我一直望到他黑色的膠底鞋，左手上受了傷，被一條掛在頸間的白布帶吊在胸前，他穿著特為傷兵們趕製的過大的棉背心，而這件棉背心就把他裝飾成一隻小甲蟲似的站在那裏。等另外兩個兵士走近前來的時候，他就讓開了。
這兩個之中的一個，在我看來是個軍官，他並不怎樣瘦，有點高大，他受傷的也是左手，同樣被一隻帶子吊在胸前。在他慢慢地踱著的時候，那黑色皮鞋的後半部不時地被黃呢褲的邊口埋沒著。當他同另外的一個講話的時候，那空著的，垂在左肩的軍中黃呢上衣的袖子，顯得過於多餘地在擺蕩——因為他隔一會就要抬一抬左肩的緣故。
我所說的掛著刀的兵士，始終沒有給我看到他的正麵，因為那受傷的軍官和他談話總是對立著，我所能看到的是他腳上的刺刀針，腰間的短刀，他的腰和肩都寬而且圓。那在懷中的孩子時時想要哭，於是他很小心地搖著他，把那包著孩子的軍外套隔一會兒拉一拉，或是包緊一點。
不知為什麼，我看他好像無論怎樣也不能完全忘掉他腰邊的短刀，孩子一安靜下來，他的左手總是反背過來壓在刀柄上。
渡輪走近一個停在江心的貨船旁邊的時候，因為那船完全熄了燈火，所以好像一座小城似的黑黑地睡在江心上，起重機上還有一個大皮囊似的東西高懸著。
我是背著鍋爐站著的，背後的溫暖已經增加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所以我稍稍離開一點，可是我的背後仍接近著溫暖，而我的胸前卻向著寒涼的江水。
那軍官的煙火照紅了他過高的鼻子，而後輕輕地好像從指尖上把它一彈，那煙火就掠過了船欄而向著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轉身就看到了那第一個被我注意的傷兵就站在我的旁邊，似乎在這船上並沒有他的同伴，他帶著衰弱或疲乏的樣子在望著江水。他好像在尋找什麼，也好像他要細聽一聽什麼，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係在那隻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邊就是黃鶴樓，在停船之前，人們有的從座位上站起來，有的在移動著，船身和碼頭所激起來的水聲，很響地在擊撞著。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環子碰擊得再響亮一點，我也不能聽到，隻有想象著：那緊貼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們彼此能夠聽到？
１０月２２日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武漢《七月》第１卷第２期）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經說過，１９２８年為著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過了。接著就是１９２９年。於是根據著那第一次的經驗，我感覺到又是光榮的任務降落到我的頭上來。
這是一次佩花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學校當局並沒有加以阻止，而且那個白臉的女校長在我們用絨線剪作著小花朵的時候，她還跑過來站在旁邊指導著我們。一大堆藍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時候，是佩花大會的前一夜。樓窗下的石頭道上落著那麼厚的雪。一些外國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邊的枯樹都膨脹圓了，那笨重而粗鈍的輪廓就和穿得飽滿的孩子一樣臃腫。我背著遠近的從各種顏色的窗簾透出來的燈光，而看著這些盾牌。盾牌上插著那些藍色的小花，因著密度的關係，它們一個壓著一個幾乎是連成了排。那小小的黃色的花心蹲在藍色花中央，好像小金點，又像小銅釘……
這不用說，對於我，我隻盼想著明天，但是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離著，我是跳不過去的，還隻得回到宿舍去睡覺。
這一次的佩花，我還對中國人起著不少的悲哀，他們差不多是絕對不肯佩上。有的已經為他們插在衣襟上了，他們又動手自己把它拔下來，他們一點禮節也不講究，簡直是蠻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幾乎是看不見了。結果不獨整元的，竟連一枚銅板也看不見貼在他們的手心上。這一天，我是帶著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們一小隊的其餘的三個人，常常是和我脫離開。
我的手套跑丟了一隻，圍巾上結著冰花，因為眼淚和鼻涕隨時地流，想用手帕來揩擦，在這樣的時候，在我是絕對顧不到的。等我的頭頂在冒著氣的時候，我們的那一小隊的人說：
“你太熱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經被汗濕透啦！”
自己也覺得，我大概像是廚房裏烤在爐旁的一張抹布那麼冒氣了吧？但還覺得不夠。什麼不夠呢？那時候是不能夠分析的。現在我想，一定是１９２８年遊行和示威的時候，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這回隻是給別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沒有喊“帝國主義”的緣故。
我們這一小隊是兩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男同學是第三中學的，一個大個，一個小個。那個小個的，在我看來，他的鼻子有點發歪。另一個女同學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閃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來和鴨子似的，隻是鴨子沒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時候，我又看她像一隻豬。
“來呀！快點呀，好多，好多……”我幾乎要說：好多買賣讓你們給耽誤了。
等他們跑上來，我把已經打成縐折，卷成一團的一元一元的鈔票舒展開，放進用鐵皮做的小箱子裏去。那小箱子是在那個大個的男同學的胸前。小箱子一邊接受這鈔票，一邊不安的在滾動。
“這是外國人的錢……這些完全是……是俄國人的……”往下我沒有說，“外國人，外國人多麼好哇，他們捐了錢去打他們本國為著‘正義’！”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著很高的冰錐，為著去追趕那個胖得好像行走的駝鳥似的俄國老太婆。我幾乎有幾次要滑倒，等我把錢接過來，她已經走得很遠，我還站在那裏看著她帽子上插著的那棵顫抖著的大鳥毛，說不出是多麼感激和多麼佩服那黑色皮夾子因為開關而起的響聲，那臉上因著微笑而起的皺折。那藍色帶著黃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領邊上，而且還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來。對於我們那小隊的其餘三個人，於是我就帶著絕頂的侮蔑的眼光回頭看著他們。他們是離得那麼遠，他們向我走來的時候，並不跑，而還是慢慢地走，他們對於國家這樣缺乏熱情，使我實在沒有理由把他們看成我的“同誌”。他們稱讚著我，說我熱情，說我勇敢，說我最愛國。但我並不能夠因為這個，使我的心對他們寬容一點。
“打蘇聯，打蘇聯……”這話就是這麼簡單，在我覺得十分不夠，想要給添上一個“帝國主義”吧，但是從學聯會發下來的就沒有這一個口號。
那麼，蘇聯為什麼就應該打呢？又不是帝國主義。
這個我沒有思索過，雖然這中蘇事件的一開端我就親眼看過。
蘇聯大使館被檢查，這事情的發生是６月或者是７月。夜晚並不熱，我隻記住天空是很黑的，對麵跑來的馬車，因為感覺上涼爽的關係，車夫台兩邊掛著的燈頭就像發現在秋天樹林子裏的燈火一樣。我們這女子中學每晚在９點鍾的時候，有１００人以上的腳步必須經過大直街的東段跑到吉林街去。我們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著的那條吉林街上。
蘇聯大使館也在吉林街上，隔著一條馬路和我們的宿舍斜對著。
這天晚上，我們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攔住了。手電燈晃在這條街上，雙輪的小卡車靠著街口停著好幾輛，行人必得經過檢查才能夠通過。我們是經過了交涉才通過的。
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衛兵沒有了，從門口穿來穿往的人們，手中都拿著手電燈，他們行走得非常機械，忙亂的，不留心的用手電燈四處照著，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楊樹的葉子的閃光和玻璃似的一陣一陣地出現。大使館樓頂那個圓形的裏邊閃著幾個外國字母的電燈盤不見了，黑沉沉的樓頂上連紅星旗子也看不見了，也許是被拔掉了。並且所有的樓窗好像埋下地窯那麼昏黑。
關於蘇聯或者就叫俄國吧，雖然我的生地和它那麼接近，但我怎麼能夠知道呢？我不知道。那還是在我小的時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紙幣（紙魯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像買得最多。夜裏她有時候不睡覺，一聽門響，她就跑出去開門，而後就是那個老廚子咳嗽著，也許是提著用紗布做的，過年的時候掛在門前的紅燈籠，在廚房裏他用什麼東西打著他鞋底上結著的冰錐。他和母親說的是什麼呢？微小得像什麼也沒有說。廚房好像並沒有人，隻是那些冰錐從鞋底打落下的聲音。我能夠聽得到，有時候他就把紅燈籠也提進內房來，站在炕沿旁邊的小箱子上，母親趕快就去裝一袋煙，母親從來對於老廚子沒有這樣做過。不止裝煙，我還看見了給他燙酒，給他切了幾片臘肉放在小碟心裏。老廚子一邊吃著臘肉，一邊上唇的胡子流著水珠，母親趕快在旁邊拿了一塊方手巾給他。我認識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後母親說：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紀出門就是這手不客易。”
這一句話高於方才他們所說的那一大些話。什麼“行市”啦！“漲”啦！“落”啦！應該賣啦吧！這些話我不知為什麼他們說得那麼嚴重而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