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這些日子在我覺得好像鬧鬼一樣，灶王爺的香爐裏整夜的燒著香。母親夜裏起來，洗手洗臉，半夜她還去再燒一次。有的時候，她還小聲一個人在說著話。我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吟的是《金剛經》。而那香火的氣味滿屋子都是。並且她和父親吵架。父親罵她“受窮等不到天亮”，母親罵他“愚頑不靈”。因為買“羌貼”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讚成的。父親說：
“皇黨和窮黨是俄國的事情，誰勝誰敗我們怎能夠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麼說，他和老廚子一樣：
“那窮黨啊！那是個胡子頭，馬糞蛋不進糞缸，走到哪兒不也還是個臭？”
有一夜，那老廚子回來了，並沒有打鞋底的冰錐，也沒有說話。母親和他在廚房裏都像被消滅一樣，而後我以為我是聽到哭聲，趕快爬起來去看，並沒有誰在哭，是老廚子的鼻頭流著清水的緣故。他的燈籠並不放下，拖得很低，幾乎燈籠底就落在地上，好像隨時他都要走。母親和逃跑似的跑到內房來，她就把臉伏在我的小枕頭上，我的小枕頭就被母親占據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都說“窮黨”上台了。
所以這次佩花大會，我無論做得怎樣吃力，也覺得我是沒有中心思想。“蘇聯”就是“蘇聯”，它怎麼就不是“帝國主義”呢？同時在我宣傳的時候，就感到種種的困難。困難也照樣做了。比方我向著一個“苦力”狂追過去，我攔斷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給他，他不要，隻是把幾個銅板托在手心上，說：“先生，這花像我們做苦力的戴不得，我們這穿著，就是戴上也不好看，還是給別人去戴吧！”
還有比這個現在想起來使我臉皮更發燒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郵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煙紙店的老板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我的纏繞之後，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櫃台上。火柴在櫃台上花喇喇地滾到我的旁邊，我立刻替國家感到一種侮辱。並不把火柴收起來，照舊向他講演，接著又捐給我一分郵票。我雖然像一個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著，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絕對高的。火柴沒有要，郵票到底收了。
我們的女校，到後來竟公開地領導我們，把一個蘇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子弟學校”給占過來，做我們的宿舍。那真闊氣，和席子紋一樣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像商店的窗子那麼明朗。
在那時節我讀著辛克萊的《屠場》，本來非常苦悶，於是對於這本小說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熱情讀下去的。在那麼明朗的玻璃窗下讀。因為起早到學校去讀，路上時常遇到戒嚴期的兵士們的審問和刺刀的閃光。結果恰恰相反，這本小說和中蘇戰爭同時啟發著我，我是越啟發越壞的。
正在那時候，就是佩花大會上我們同組那個小個的，鼻子有點發歪的男同學還給我來一封信，說我勇敢，說我可欽佩，這樣的女子他從前沒有見過。而後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時候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來，現在想：他和我原來是一樣混蛋。
１９３７１２１３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武漢《七月》第１卷第５期）《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
對於流血這件事我是憎惡的，斷腿、斷臂，還有因為流血過多而患著貧血症的蠟黃的臉孔們。我一看到，我必要想：醜惡，醜惡，醜惡的人類！
史沫特烈的《大地的女兒》和麗洛琳克的《動亂時代》，當我讀完第一本的時候，我就想把這本書作一個介紹。可總是沒有作，怕是自己心裏所想的意思，因為說不好，就說錯了。這種念頭當我讀著《動亂時代》的時候又來了，但也未能作，因為正是上海抗戰的開始。我雖住在租界上，但高射炮的紅綠燈在空中遊著，就像在我的房頂上那麼接近，並且每天夜裏我總見過幾次，有時候推開窗子，有時候也就躺在床上看。那個時候就隻能夠看高射炮和讀讀書了，要想談論，是不可能的，一切刊物都停刊了。單就說讀書這一層，也是糊裏糊塗的讀，《西洋文學史話》，荷馬的《奧德賽》也是在那個時候讀的。《西洋文學史話》上說，什麼人發明了造紙，這“紙”對人類文化，有著多大的好處，後又經過某人發明了印刷機，這印刷機又對人類有多大的好處，於是也很用心讀，感到人類生活的足跡是多麼廣泛啊！於是看著書中的插圖和發明家們的畫像，並且很吃力地想要記住那畫像下麵的人名。結果是越想求學問，學問越不得。也許就是現在學生們所要求的戰時教育罷！不過在那時，我可沒想到當遊擊隊員。隻是剛一開火，飛機、大炮、傷兵、流血，因為從前實在沒有見過，無論如何我是吃不消的。
《動亂時代》的一開頭就是：行李、箱子、盆子、罐子、老頭、小孩、婦女和別的應該隨身的家具。惡劣的空氣，必要的哭鬧外加打罵。買三等票地能坐到頭等二等的車廂，買頭等二等票的在三等車廂裏得到一個位置就覺得滿足。未滿八歲的女孩——麗洛琳克——依著她母親的膝頭站在車廂的走廊上，從東普魯士逃到柏林去。因為那時候，我也正要離開上海，所以合上了書本想了一想，火車上是不是也就這個樣子呢？這書的一開頭與我的生活就這樣接近。她寫的是，１９１４年歐戰一開始的情形，從逃難起，一直寫下去，寫到２０幾歲。這位作者在書中常常提到她自己長得不漂亮。對這不漂亮，她隨時感到一種怨恨自己的情緒。她有點蠻強，有點不講理，她小的時候常常欺侮她的弟弟。弟弟的小糖人放在高處，大概是放在衣箱的上麵並且弟弟每天登著板凳向後麵看他的小糖人。可是麗洛琳克也到底偷著給他吃了一半，剩下那小糖人的上身仍舊好好地站在那裏。對於她這種行為我總覺得有點不當。因為我的哲學是：“不受人家欺侮就得啦，為什麼還去欺侮人呢？”仔細想一想，有道理。一個人要想站在邊沿上，要想站得牢是不可能的。一定這邊倒倒，那邊倒倒，若不倒到別人那邊去，就得常常倒到自己這邊來——也就是常常要受人家欺侮的意思。所以“不受人家欺侮就得啦”這哲學是行不通的（將來的社會不在此例）。麗洛琳克的力量就絕不是從我的那哲學培養出來的，所以她張開了手臂接受１９１４年開始的戰爭，她勇敢地呼吸著那麼痛苦的空氣。她的父親，她的母親都很愛她，但都一點也不了解她。她差不多經過了１０年政黨鬥爭的生活，可是終歸離開了把她當作唯一安慰的母親，並且離開了德國。
書的最末頁我翻完了的時候，我把它放在膝蓋上，用手壓著，靜靜地聽著窗外樹上的蟬叫。“很可以”，“很可以”——我反複著這樣的字句，感到了一種酸鼻的滋味。
史沫特烈我是見過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點胖，其實不是胖，隻是很大的一個人，笑聲很響亮，笑得過分的時候是會流著眼淚的。她是美國人。
男權中心社會下的女子，她從她父親那裏就見到了，那就是她的母親。我恍恍惚惚地記得，她父親趕著馬車來了，帶回一張花綢子。這張綢子指明是給她母親做衣裳的，母親接過來，因為沒有說一聲感謝的話，她父親就指問著：“你永遠不會說一聲好聽的話嗎？”男權社會中的女子就是這樣的。她哭了，眼淚就落在那張花綢子上。女子連一點點東西都不能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犧牲好話或眼淚。男子們要這眼淚一點用處也沒有，但他們是要的。而流淚是痛苦的，因為淚線的刺激，眼珠發漲，眼瞼發酸發辣，可是非犧牲不可。
《大地的女兒》的全書是晴朗的，藝術的，有的地方會使人發抖那麼真切。
前天是個愉快的早晨，我起得很早，生起火爐，室內的溫度是攝氏表１５度，杯子是溫暖的，桌麵也是溫暖的，凡是我的手所接觸到的都是溫暖的，雖然外邊落著雨。間或落著雪花。昨天為著介紹這兩本書而起的嘲笑的故事，我都要一筆一筆地記下來。當我借來了這兩本書（要想重新翻一翻）被他們看見了。用那麼苗細的手指彼此傳過去，而後又怎樣把它放在地板上：
“這就是你們女人的書嗎？看一看！它在什麼地方！”話也許不是這樣說的，但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們一邊說著一邊笑著，並且還唱著古樂譜：
“工車工車上……六工尺……”這唱古樂譜的手中還拿著中國毛筆杆，他臉用一本書遮上了上半段。他越反複越快，簡直連成串了。
嗯！等他聽到說道《大地的女兒》寫得好，轉了風頭了。
他立刻停止了唱“工尺”，立刻笑著，叫著，並且用腳跺著地板，好像這樣的喜事從前沒有被他遇見過：“是嗬！不好，不好……”
另一個也發狂啦！他的很細的指尖在指點著書封麵：“這就是嗎？《動亂時代》……這位女作家就是兩匹馬嗎？”當然是笑得不亦樂乎：“《大地的女兒》就這樣，不穿衣裳，看唉！看唉！”
這樣新的刺激我也受不住了，我的胸骨笑得發痛。《大地的女兒》的封麵畫一個裸體的女子。她的周圍：一條紅，一條黃，一條黑，大概那表現的是地麵的氣圈，她就在這氣圈裏邊像是飛著。
這故事雖然想一想，但並沒有記一筆，我就出去了，打算到菜市去買一點菜回來。回來的時候在一家門樓下麵，我看見了一堆草在動著。因為是小巷，行人非常稀少，我忽然有一種害怕的感覺。這是人嗎？人會在這個地方嗎？坐起來了，是個老頭，一件棉襖是披著，赤裸的胸口跳動在草堆外麵。
我把菜放在家裏，拿了錢又轉回來的時候，他的胸膛還跳動在草堆的外麵。
“你接著啊！我給你東西。”
稀疏的落著雪花的小巷裏，我的雨傘上同時也有雨點在啪啪地跳著。
“給你，給你東西呀！”
這時我聽到他說了：
“我是瞎子。”
“你伸出手來！”
他周遭的碎草蘇嘎的響著，是一隻黃色的好像生了鏽的黃銅的手和小爪子似的向前翻著。我跑上台階去，於是那老頭的手心上印著一個圓圓的閃亮的和銀片似的小東西。
我憎惡打仗，我憎惡斷腿、斷臂。等我看到了人和豬似的睡在牆根上，我就什麼都不憎惡了，打吧！流血吧！不然，這樣豬似的，不是活遭罪嗎？
有幾位女同學到我家裏過，在這抗戰時期她們都感到苦悶。到前方去工作呢？而又哪裏收留她們工作呢？這種苦悶會引起一時的覺醒來。不是這覺醒不好，一時的也是好的，但我覺得應該更長一點。比方那老頭明明是人不是豬，而睡在牆根上，這該作何講解呢？比方女人明明也是人，為什麼當她得到一塊衣料的時候，也要哭泣一場呢？理解是應該理解的，做不到不要緊，準備是必須的。所以我對她們說：“應該多讀書。”尤其是這兩本書，非讀不可。我也體驗得到她們那種心情，急於要找實際的工作，她們的心已經懸了起來。不然是落不下來的，就像小麻雀已經長好了翅子，腳是不會沾地的。
這種苦悶是熱烈的，應該同情的。但是長久了是不行的，抗戰沒有到來的時候，腦子裏頭是個白丸，抗戰到來了腦子裏是個苦悶，抗戰過去了，腦子裏又是個白丸。這是不行的，抗戰是要建設新中國，而不是中國塌台。
又想起來了：我敢相信，那天晚上的嘲笑決不是真的，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並且是維新的而不是複古的。那麼說，這些話也隻不過是玩玩，根據年輕好動的心理，大家說說笑笑，但為什麼常常要取著女子做題材呢？
讀讀這兩本書就知道一點了。
不是我把女子看得過於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過於卑下；隻是在現社會中，以女子出現造成這種鬥爭的記錄，在我覺得她們是勇敢的，是最強的，把一切都變成了痛苦出賣而後得來的。
1９３８１３武昌。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武漢《七月》第二集第２期）無題
早晨一起來我就曉得我是住在湖邊上了。
我對於這在雨天裏的湖的感覺，雖然生疏，但並不像南方的朋友們到了北方，對於北方的風沙的迷漫，空氣的幹燥，大地的曠蕩所起的那麼不可動搖的厭惡和恐懼。由之於厭惡和恐懼，他們對於北方反而謳歌起來了。
沙土迷了他們的眼睛的時候，他們說：“偉大的風沙啊！”黃河地帶的土層遮漫了他們的視野的時候，他們說那是無邊的使他們不能相信那也是大地。迎著風走去，大風塞住他們的呼吸的時候，他們說：“這……這……這……”他們說不出來了，北方對於他們的謳歌也偉大到不能夠容許了。
但，風一停住，他們的眼睛能夠睜開的時候，他們仍舊是看，而嘴也就仍舊是說。
有一次我忽然感到是被侮辱著了，那位一路上對大風謳歌的朋友，一邊擦著被風沙傷痛了的眼睛一邊問著我：
“你們家鄉那邊就終年這樣？”
“那裏！那裏！我們那邊冬天是白雪，夏天是雲、雨、藍天和綠樹……隻是春天有幾次大風，因為大風是季節的征候，所以人們也愛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著火車外邊所有的黃土層：“在我們家鄉那邊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地被太陽蒸發著，好像冒煙一樣從冬天活過來了，而秋天收割。”
而我看他似乎不很注意聽的樣子。
“東北還有不被采伐的煤礦，還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
“唔！唔！”他完全沒有注意聽，他的拜佩完全是對著風沙和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