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房問：“先生住幾天呢？”
我說住一兩天，但是鹿地說：“不！不！”隻說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話又來到嘴邊上。
池田有時說中國話，有時說英國話，茶房來了一個，去了，又來了一個。
鹿地靜靜地站在一邊。
大床、大桌子、大沙發，棚頂垂著沉重的帶著鏈鎖的大燈頭。並且還有一個外室，好像陽台一樣。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舊站著，地心有一塊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邊上。
我告訴他不要說日本話，因為隔壁的房子說不定住的是中國人。
“好好地休息吧！把被子攤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動了，三兩天就要搬的。我把這情況通知別的朋友……”往下我還有話要說，中國茶房進來了，手裏端著一個大白銅盤子，上麵站著兩個汽水瓶。我想這個五塊錢一天的旅館還給汽水喝！問那茶房，那茶房說是白開水，這開水怎樣衛生，怎樣經過過濾，怎樣多喝了不會生病。正在這時候，他卻來講衛生了。
向中國政府辦理證明書的人說，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們領到，可是到第七天還沒有消息。他們在那房子裏邊，簡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麼東西有時格格地作響，至於講話的聲音，外邊絕對聽不到。
每次我去的時候，鹿地好像還是照舊的樣子，不然就是變了點，也究竟沒變了多少，喜歡講笑話。不知怎麼想起來的，他又說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別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國主義你不怕？”我說。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麵的。
池田聽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這幾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麼你就不用這裏逃到那裏，讓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實不對的，你還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並不絕頂的厲害，還是日本警察絕頂的厲害。”
我們都笑了，但是都沒有高聲。
最顯現在我麵前的是他們兩個有點憔悴的顏麵。
有一天下午，我陪著他們談了兩個多鍾頭，對於這一點點時間，他們是怎樣的感激呀！我臨走時說：
“明天有工夫，我早點來看你們，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說謝謝，並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來遲了，池田不在房裏。鹿地一看到我，就從桌上摸到一塊白紙條。他搖一搖手而後他在紙條上寫著：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門外偷聽了，一下午英國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國巡捕，從一點鍾起停到五點鍾才走。
但最感動我的是他的紙條上出現著這樣的字：——今天我決心被捕。
“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決心不決心的呢？”這話我不能對他說，因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問他打算怎樣呢？他說沒有辦法，池田去到Ｓ家裏。
那個時候經濟也沒有了，證明書還沒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韓國人的自由。想要脫離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脫離。到中國地去，要被中國人誤認作間諜。
他們的生命，就像係在一根線上那麼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們的日記、文章和詩，包集起來帶著離開他們。我說：
“假使日本人把你們捉回去，說你們幫助中國，總是沒有證據的呀！”
我想我還是趕快走的好，把這些致命的東西快些帶開。
臨走時我和他握握手，我說不怕。至於怕不怕，下一秒鍾誰都沒有把握。但我是說了，就像說給站在狼洞裏邊的孩子一樣。
以後再去看他們，他們就搬了，我們也就離開上海。
１９３８２２０臨汾。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８年５月１日武漢《文藝陣地》第１卷第２期）寄東北流亡者
淪落在異地的東北同胞們：
當每個秋天的月亮快圓的時候，你們的心總被悲哀裝滿。想起高粱油綠的葉子，想起白發的母親或幼年的親眷。
你們的希望曾隨著秋天的滿月，在幻想中賒取了七次，而每次都是月亮如期的圓了，而你們的希望卻隨著高粱葉子萎落。但是自從“八一三”之後，上海的炮火響了，中國政府積極抗戰揭開，“九一八”的成了習慣的暗淡與愁慘卻在炮火的交響裏換成了激動、興奮和感激。這時，你們一定也流淚了。這是感激的淚，興奮的淚，激動的淚。
記得抗戰以後，第一個“九一八”是怎樣紀念的呢？
中國飛行員在這天做了突擊的工作，他們對於出雲艦的襲擊做了出色的功績。
那夜裏，日本神經質的高射炮手，浪費的用紅色的綠色的淡藍色的炮彈把天空染紅了。但是我們的飛行員仍然以精確的技巧和沉毅的態度來攻擊這摧毀文化、摧毀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幾百萬市民都仰起頭來尋覓，其實他們是什麼也看不見的，但是他們一定要看。在那黑黝黝的天空裏仿佛什麼都找不到，而這裏就隱藏著我們抗戰的活動的每個角度。
第一個煽惑起東北同胞的思想的是：“我們就要回家去了！”
是的，家是可以回去的，而且家也是好的，土地是寬闊的，米糧是富足的。
是的，人類是何等的對著故鄉寄注了強烈的懷念嗬！黑人對著迪斯的痛苦的響往，愛爾蘭的詩人夏芝想回到那有“蜂房一窠，菜畦九疇”的茵尼斯，做過水手的約翰·曼殊斐兒狂熱的願意回到海上。
但是等待了七年的同胞們，單純的心急是沒用的，感情的焦躁不但無價值，而常常是理智的降低。要把急切的心情放在工作的表現上才對。我們的位置就是永遠站在別人的前邊的那個位置。我們是應該第一個打開了門而是最末走進去的人。
抗戰到現在已經遭遇到最艱苦的階段，而且也就是最後勝利接近的階段。在美國賈克·倫敦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上，描寫兩個拳師在衝擊的鬥爭裏，祗係於最後的一拳。而那個可憐的（老拳師）所以失敗了的原因，也隻在少吃了一塊“牛扒”。假若事先他能在肚裏裝進一塊“牛扒”，勝利一定屬於他的。
東北流亡同胞們，我們的地大物博，決定我們的沉著毅勇，正與敵人的急功切進相反，所以最後的一拳一定是誰最沉著的就是誰打得最有力。我們應該獻身給祖國做前衛的工作，就如我們應該把失地收複一樣。這是無可懷疑的。
東北流亡同胞們，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穀子，努力吧；為了失去的土地上年老的母親，努力吧；為了失去的地麵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記憶，努力吧！
而且我們要竭力克服殘存的那種“小地主”意識和官僚主義的餘毒，趕快地加入到生產的機構裏，因為“九一八”以後的社會變更，已經使你們失去了大片土地的依存，要還是固守從前的生活方式，坐吃山空，那樣你們的資產隻剩了哀愁和苦悶。做個商人去，做個工人去，做一個能生產的人比做一個在幻想上滿足自己的流浪人，要對國家有利得多。
幻想不能泛濫，現實在殘酷地抨擊你的時候，逃避隻會得到更壞的暗襲。
時值流亡在異鄉的故友們，敬希珍重，擁護這個抗戰和加強這個抗戰，向前走去。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８日漢口《大公報》副刊《戰線》第１９１期）我之讀世界語
我一見到懂世界語的朋友們，我總向他們發出幾個難題，而這幾個難題又總是同樣的。
當我第一次走進上海世界語協會的時候，我的希望很高。我打算在一年之內，我要翻譯關於文學的書籍，在半年之內我能夠讀報紙。偏偏第一課沒有上，隻是教世界語的那位先生把世界語講解了一番。聽他這一講我更膽壯了。他說每一個名詞的尾音是“O”，每一個形容詞的尾音是“a”……還有動詞的尾音是什麼，還有每一個單字的重音在最末的第二個母音上。而後讀一讀字母就下課了。
我想照他這樣說還用得著半年嗎？三個月我就要看短篇小說的。
那天我就在世界語協會買了一本《小彼得》出來，而別人有用世界語說著“再見！”我一聽也就會了，真是沒有什麼難。第二天我也就用世界語說著“再見！”
現在算起，這“再見”已經說了三四年了，奇怪的是並沒有比再見更會說一句完整的話。這次在青年會開紀念柴門史誕辰８０周年紀念的時候，鍾憲民先生給每個人帶來一本《東方呼聲》，若不是旁邊注著中國字，我那裏看得懂這刊物叫什麼名字呢？但是按照著世界語的名字讀出來我竟不能夠，可見我連字母都忘了。
我為什麼沒有接著學呢？說起來可笑得很，就因為每一個名詞的字尾都是“Ｏ”，形容詞的字尾都是“a”，一句話裏總有幾個“o”和“ａ”的若連著說起來，就隻聽得“oo”“ａa”，因為一ooaa就不好聽，一不好聽，我就不學了。
起初這理由我還不敢公開提出來，怕人家笑。但凡是下雨天我就不去世界語協會，後來連刮風我也不去，再後來就根本不去。那本《小彼得》總算勉勉強強讀完了，一讀完它就安安然然的不知睡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一見到懂世界語的朋友們所提出來的難題，就是關於這“ooａａ”這理由怎麼能夠成立呢？完全是一種怕困難的假詞。
世界語雖然容易，但也不能夠容易得一讀就可以會的呀！大家都說：為什麼學世界語的人不少，而能夠讀書能夠講話的卻不多呢？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緣故。
初學的世界語者們！要把它看得稍微難一點。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重慶《新華日報》）茶食店
黃桷樹鎮上開了兩家茶食店，一家先開的，另一家稍稍晚了兩天。第一家的買賣不怎樣好，因為那吃飯用的刀叉雖然還是閃光閃亮的外來品，但是別的玩藝不怎樣全，就是說比方裝胡椒粉那種小瓷狗之類都沒有，醬油瓶是到臨用的時候，從這張桌又拿到那張桌地亂拿。牆上甚麼畫也沒有，隻有一張好似從糖盒子上掀下來的花紙似的那麼一張外國美人圖，有一尺長不到半尺寬那麼大，就用一個圖釘釘在牆上的，其餘這屋裏的裝飾還有一棵大芭蕉。
這芭蕉第一天是綠的，第二天是黃的，第三天就腐爛了。
吃飯的人，第一天彼此說“還不錯”，第二天就說蒼蠅太多了一點，又過了一兩天，人們就對著那白盤子裏炸著的兩塊茄子，翻來覆去地看，用刀尖割一下，用叉子去叉一下。
“這是甚麼東西呢，兩塊茄子，兩塊洋山芋，這也算是一個菜嗎？就這玩藝也要四角五分錢？真是天曉得。”
這西餐館隻開了三五日，鎮上的人都感到不大滿意了。
第二家一開，那些鎮上的從城裏躲轟炸而來住在此地的人和一些設在這鎮上的學校或別的辦公廳的一些職員，當天的晚飯就在這裏吃的。
盤子、碗、桌布、茶杯、糖罐、醬醋瓶、連裝煙灰的瓷碟，都聚了三四個人在那裏搶著看，……這家與那家的確不同，是裏外兩間屋，廚房在甚麼地方，使人看不見，煎菜的油煙也聞不到，牆上掛著兩張畫像是老板自己畫的，看起來老板頗懂藝術……並且剛一開業，就開了留聲機，這留聲機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聽過了。從“五四”轟炸起，人們來到了這鎮上，過的就是鄉下人的生活。這回一聽好像這留聲機非常好，唱片也好像是全新的，聲音特別清楚。
一個湯上來了，“不錯，真是味道……”
第二個是豬排，這豬排和木片似的，有的人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要對這豬排講點壞話。可是那唱著的是一個外國歌，很愉快，那調子帶了不少高低的轉彎，好像從來也未聽過似的那樣好聽，所以便對這硬的味道也沒有的豬排，大家也就吃下去了。
奶油和冰淇淋似的，又甜又涼，塗在麵包上，很有一種清涼的氣味，好像塗的是果子醬；那麵包拿在手裏不用動手去撕就往下掉著碎末，像用鋸末做的似的。大概是和利華藥皂放在一起運來的，但也還好吃，因為它終究是麵包，終究不是別的甚麼饅頭之類呀！
坐在這茶食店的裏間裏，那張長桌一端上的主人，從小白盤子裏拿起帳單看了一看。
共統請了八位客人，才八塊多錢。
“這不多。”他說，從口袋裏取出十元票子來。
別人把眼睛轉過去，也說：
“這不多……不算貴。”
臨出來時，推開門，還有一個頂願意對甚麼東西都估價的，還回頭看了看那擺在門口的痰盂。他說：“這家到底不錯，就這一隻痰盂吧，也要十幾塊錢。”（其實就是上海賣八角錢一個的）
這一次晚餐，一個主人和他的七八個客人都沒吃飽，但彼此都不發表，都說：
“明天見，明天見。”
他們大家各自走散開了，一邊走著一邊有人從喉管往上衝著利華皂的氣味，但是他們想：“這不貴的，這倒不是西餐嗎！”而且那屋子多麼像個西餐的樣子，牆上有兩張外國畫，還有瓷痰盂，還有玻璃杯，那先開的那家還成嗎？還像樣子嗎？那買賣還成嗎？他們腦筋鬧得很忙亂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