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４０年6月３0日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綜合》）骨架與靈魂
“五四”時代又來了。
在我們這塊國土上，過了多麼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繞著圈子，好像鬼打牆，東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沒有向前進。
我們離開了“五四”，已經２０多年了。凡是到了這日子，做文章的做文章、行儀式的行儀式，就好像一個拜他那英勇的祖先那樣。
可是到了今天，已經拜了２０多年，可沒有想到，自己還要拿起刀槍來，照樣地來演一遍。
這是始終不能想到的，而死的偶像又拜活了，把那在墓地裏睡了多年的骨架，又裝起靈魂來。
誰是那舊的骨架？是“五四”。誰是那骨架的靈魂？是我們，是新“五四”！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４１年５月５日香港《華商報》副刊《華燈》第２１號）“九一八”致弟弟書
可弟：小戰士，你也做了戰士了，這是我想不到的。
世事恍恍惚惚的就過了；記得這１０年中隻有那麼一個短促的時間是與你相處的，那時間短到如何程度，現在想起就像連你的麵孔還沒有來得及記住，而你就去了。
記得當我們都是小孩子的時候，當我離開家的時候，那一天的早晨你還在大門外和一群孩子們玩著，那時你才是十三四歲的孩子，你什麼也不懂，你看著我離開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著那白銀似的滿鋪著雪的無邊的大地奔去。你連招呼都不招呼，你戀著玩，對於我的出走，你連看我也不看。
而事隔六七年，你也就長大了，有時寫信給我，因為我的漂流不定，信有時收到，有時收不到。但在收到信中我讀了之後，竟看不見你，不是因為那信不是你寫的，而是在那信裏邊你所說的話，都不像是你說的。這個不怪你，都隻怪我的記憶力頑強，我就總記著，那頑皮的孩子是你，會寫了這樣的信的，會說了這樣的話的，哪能夠是你。比方說——生活在這邊，前途是沒有希望，等等……
這是什麼人給我的信，我看了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鮮，但心裏邊都不表示什麼同情，因為我總有一個印象，你曉得什麼，你小孩子，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時候，總是願意說一些空話，問一問家裏的櫻桃樹這幾年結櫻桃多少？紅玫瑰依舊開花否？或者是看門的大白狗怎樣了？關於你的回信，說祖父的墳頭上長了一棵小樹。在這樣的話裏，我才體味到這信是弟弟寫給我的。
但是沒有讀過你的幾封這樣的信，我又走了。越走越離得你遠了，從前是離著你千百裏遠，那以後就是幾千裏了。
而後你追到我最先住的那地方，去找我，看門的人說，我已不在了。
而後婉轉的你又來了信，說為著我在那地方，才轉學也到那地方來念書。可是你撲空了。我已經從海上走了。
可弟，我們都是自幼沒有見過海的孩子，可是要沿著海往南下去了，海是生疏的，我們怕，但是也就上了海船，飄飄蕩蕩的，前邊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也就往前走了。
那時到海上來的，還沒有你們，而我是最初的。我想起來一個笑話，我們小的時候，祖父常講給我們聽，我們本是山東人，我們的曾祖，擔著擔子逃荒到關東的。而我們又將是那個未來的曾祖了，我們的後代也許會在那裏說著，從前他們也有一個曾祖，坐著漁船，逃荒到南方的。
我來到南方，你就不再有信來。一年多又不知道你那方麵的情形了。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來，是來自東京的，說你是在那邊念書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東京去看看。立刻我寫了一封信給你，你說暑假要回家的，我寫信問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
我想這一次可以看到你了。這是多麼出奇的一個奇遇。因為想也想不到，會在這樣一個地方相遇的。
我一到東京就寫信給你，你住的是神田町，多少多少番。本來你那地方是很近的，我可以請朋友帶了我去找你。但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一個國度的人了，姐姐是另一國的人，弟弟又是另一國的人。直接地找你，怕與你有什麼不便。信寫去了，約的是第三天的下午六點在某某飯館等我。
那天，我特別穿了一件紅衣裳，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見我。我五點鍾就等在那裏，因為我在猜想，你如果來，你一定要早來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麼喜歡。而我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點鍾不來，那大概就是已經不在了。
直到了六點鍾，沒有人來，我又多等了一刻鍾，我又多等了半點鍾，我想或者你有事情會來晚了的。到最後的幾分鍾，竟想到，大概你來過了，或者已經不認識我，因為始終看不見你，第二天，我想還是到你住的地方看一趟，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個老婆婆，穿著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說你已經在月初走了，離開了東京了，但你那房子裏還下著竹簾子呢。簾子裏頭靜悄悄的，好像你在裏邊睡午覺的。
半年之後，我還沒有回上海，不知怎麼的，你又來了信，這信是來自上海的，說你已經到了上海，是到上海找我的。
我想這可糟了，又來了一個小吉卜西。
這流浪的生活，怕你過不慣，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說，“你可以過得慣，為什麼我過不慣。”
於是你就在上海住下了。
等我一回到上海，你每天到我的住處來，有時我不在家，你就在樓廊等著，你就睡在樓廊的椅子上，我看見了你的黑黑的人影，我的心裏充滿了慌亂。我想這些流浪的年輕人，都將流浪到哪裏去，常常在街上碰到你們的一夥，你們都是年輕的，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內心充滿了力量，你們是被逼著來到這人地生疏的地方，你們都懷著萬分的勇敢，隻有向前，沒有回頭。但是你們都充滿了饑餓，所以每天到處找工作。你們是可怕的一群，在街上落葉似的被秋風卷著，寒冷來的時候，隻有彎著腰，抱著膀，打著寒顫。肚裏餓著的時候，我猜得到，你們彼此地亂跑，到處看看，誰有可吃的東西。
在這種情形之下，從家跑來的人，還是一天一天地增加，這自然都說是以往，而並非是現在。現在我們已經抗戰四年了。在世界上還有誰不知我們中國的英勇，自然而今你們都是戰士了。
不過在那時候，因此我就有許多不安。我想將來你到什麼地方去，並且做什麼？
那時你不知我心裏的憂鬱，你總是早上來笑著，晚上來笑著。似乎不知道為什麼你已經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了。似乎是你所存在的地方，已經絕對的安然了，進到我屋子來，看到可吃的就吃，看到書就翻，累了，躺在床上就休息。
你那種傻裏傻氣的樣子，我看了，有的時候，覺得討厭，有的時候也覺得喜歡，雖是歡喜了，但還是心口不一地說：“快起來吧，看這麼懶。”
不多時就“七七”事變，很快你就決定了，到西北去，做抗日軍去。
你走的那天晚上，滿天都是星，就像幼年我們在黃瓜架下捉著蟲子的那樣的夜，那樣黑黑的夜，那樣飛著螢蟲的夜。
你走了，你的眼睛不大看我，我也沒有同你講什麼話。我送你到了台階上，到了院裏，你就走了。那時我心裏不知道想什麼，不知道願意讓你走，還是不願意。隻覺得恍恍惚惚的，把過去的許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個新，事事都顯得特別真切，又都顯得特別的模糊，真所謂有如夢寐了。
可弟，你從小就蒼白，不健康，而今雖然長得很高了，仍舊是蒼白不健康，看你的讀書、行路，一切都是勉強支持。精神是好的，體力是壞的，我很怕你走到別的地方去，支持不住，可是我又不能勸你回家，因為你的心裏充滿了誘惑，你的眼裏充滿了禁果。
恰巧在抗戰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訴我你在洪洞的前線，離著我很近，我轉給你一封信，我想沒有兩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時我心裏可開心極了，因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樣年輕的孩子們，他們快樂而活潑，他們跑著跑著，當工作的時候嘴裏唱著歌。這一群快樂的小戰士，勝利一定屬於你們的，你們也拿槍，你們也擔水，中國有你們，中國是不會亡的。因為我的心裏充滿了微笑。雖然我給你的信，你沒有收到，我也沒能看見你，但我不知為什麼竟很放心，就像見到了你的一樣。因為你也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於是我就把你忘了。
但是從那以後，你的音信一點也沒有的。而至今已經四年了，你到底沒有信來。
我本來不常想你，不過現在想起你來了，你為什麼不來信。
於是我想，這都是我的不好，我在前邊引誘了你。
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寫了以上這些，以遣胸中的憂悶。
願你在遠方快樂和健康。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６日桂林《大公報》文藝專欄）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
淪亡在異地的東北同胞們：
當每個中秋的月亮快圓的時候，我們的心總被悲哀裝滿。想起高粱油綠的葉子，想起白發的母親或幼年的親眷。
他們的希望曾隨著秋天的滿月，在幻想中賒欠了１０次。每次都是月亮如期的圓了，而你們的希望卻隨著高粱的葉子而萎落。
但是，自從“八一三”之後，上海的炮火響了，中國政府的積極抗戰揭開，成了習慣的愁慘的日子，卻在炮火的交響裏，換成了鼓動、興奮和感激。這時，你們一定也流淚了，這是鼓舞的淚，興奮的淚，感激的淚。
記得抗戰以後，第一個可歡笑的“九一八”是怎樣紀念的呢？
中國飛行員在這天做了突擊的工作。他們對於出雲艦的襲擊作了出色的成績。
那夜裏，江麵上的日本神經質的高射炮手，浪費地驚恐地射著炮彈，用紅色的、綠色的、淡藍色的炮彈把天空染紅了。但是我們的飛行員，仍然以精確的技術和沉毅的態度（他們有好多是東北的飛行員）來攻擊這摧毀文化、摧毀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幾百萬的市民都仰起頭來尋覓——其實他們什麼也看不見的，但他們一定要看，在黑黝黝的天空裏，他們看見了我們民族的自信和人類應有的光輝。
第一個煽起東北同胞的思想是：
“我們就要回老家了！”
家鄉多麼好呀，土地是寬闊的，糧食是充足的，有頂黃的金子，有頂亮的煤，鴿子在門樓上飛，雞在柳樹下啼著，馬群越著原野而來，黃豆像潮水似的在鐵道上翻湧。
人類對家鄉是何等的懷戀呀，黑人對著“迪斯”痛苦的向往；愛爾蘭詩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疇”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約翰·曼珠斐爾（英國桂冠詩人）狂熱地要回到海上去。
但是等待了１０年的東北同胞，１０年如一日，我們的心火越著越亮，而且路子顯得越來越清楚。我們知道我們的路，我們知道我們的作戰位置——我們的位置，就是站在別人的前邊的那個位置。我們應該是第一個打開門而是最末走進去的人。
抗戰到現在已經遭遇到最艱苦的階段，而且也是最後勝利接近的階段。在傑克·倫敦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上，描寫兩個拳師在衝擊的鬥爭裏，隻係於最後的一拳。而那個可憐老拳師，所以失敗了的原因，也隻在少吃了一塊“牛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飽一點，勝利一定是他。中國的勝利已經到了這個最後階段，而東北人民在這裏是決定的一環。
東北流亡的同胞們，我們的地大物博，決定了我們的沉著毅勇，正如敵人的家當使他們急功切進一樣。在最後的鬥爭裏，誰打得最沉著，誰就會得勝。
我們應該獻身給祖國做前衛工作，就如我們應該把失地收複一樣，這是我們的命運。
東北流亡同胞們，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親，努力吧！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記憶，努力吧！
謹此即頌
健康
（署名蕭紅，刊於１９41年９月１日香港《時代文學》第１卷第４期）記我們的導師——魯迅
先生生活的片斷青年人寫信寫得太草率，魯迅先生是深惡痛絕之的。
“字不一定寫得好，但必須得使人一看了就認識，年輕人現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趕快胡亂寫完了事，別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這費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這費的工夫不是他的。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還是展讀著每封由不同角落裏投來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濟時，便帶起眼鏡來看，常常看到夜裏很深的時光。
珂勒惠支的畫，魯迅先生最佩服，同時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壓迫，不準她做教授，不準她畫畫，魯迅先生常講到她。
史沫特烈，魯迅先生也講到，她是美國女子，幫助印度獨立運動，現在又在援助中國。
他對這兩個女子都起著由衷的敬重。
魯迅先生的笑聲是爽朗的，是從心裏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得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來。
魯迅先生喜歡吃清茶，其餘不吃別的飲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類，家裏都不預備。
魯迅先生的休息，不聽留聲機，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覺，魯迅先生自己說：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書就是休息了。”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隻有一間門麵，座少，安靜，光線不充足，有些冷落。魯迅先生常到這吃茶店來。有約會多半是在這裏邊的。老板是白俄，胖胖的。中國話大概他聽不懂。
魯迅先生這一位老人，穿著布袍子，有時到這裏來，泡一壺紅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談了一兩個鍾頭。
有一天，魯迅先生的背後坐著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黃衣裳，頭戴花帽子……那女子臨走時，魯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著她，很生氣的看了她半天。而後說：
“是做什麼的呢……”
魯迅先生對於穿著紫裙子，黃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這樣看法的。
鬼倒底是有的是沒有的？傳說上有人見過，還跟鬼說過話，還有人被鬼在後麵追趕過，有的稍微軟弱一點的鬼，一見了人就貼在牆上，但沒有一個人捉住一個鬼給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