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兒童文學有時也是好的文學。《伊索寓言》，安徒生的“童話”，就了它們，無論是兒童或成人都可以取得高度的藝術的滿足，“酸葡萄”這個來自《伊索寓言》中的詞語仍然掛在成人，老者的口頭；《皇帝的新衣》這篇童話同時也是一篇偉大的短篇小說。
莎士比亞的《仲夏夜夢》，如其有人將它的情節撮要的說給兒童聽，一定能博得熱烈的歡迎；莎氏在老年所作的《颶風》(The Tempest)，裏麵有一首詩——Where the bee sucks，there suck I——正是一篇極好的兒童詩歌教材。然而莎氏的戲劇，原來都是為了戰士、商人、貴族，以及他種的劇院的觀眾而作的。
文學的統一性遍及於文學的領域之內，即使是兒童文學這個藩屬。
浪漫體的文學是少年時代的一種最迫切的需要。這種體裁的文學，在教育上，是地位極為重要的。想象與體格的發展都在少年時代；處在這個時代內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積極的戀愛文學，健全的、優美的騎士文學給他們閱讀，一定能培養成為想象豐富、魄力堅強的國民。如其隻有那種消極的《紅樓夢》、《西廂》，那種充滿了土氣息，產生自不健全的社會背景的《水滸》，甚至於那種“誨淫”、“誨盜”的書籍，那麼，在少年時代閱讀它們的人，在成為正式的國民的時候，便不免是貧血的，“多愁多病”的，想象力單薄，思想黃萎的了。
(胡適之先生，在文學革命的初期，提倡拿舊時白話文學中的幾部長篇小說列為學校課程中的文學教材，那是一種反抗的表示，在當時確是需要的；不過，將來如其有一天，新文學中的浪漫體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能以正式的建設起來，這種過渡的辦法卻要取消，中學課程內的文學教材要整體的采取自新文學，而舊時的長篇小說要讓他們專隸於大學內中國文學係的課程。與其讓中學生讀《水滸》、《紅樓夢》，還不如讓他們讀西方的浪漫體文學的中譯本，國語的，例如胡氏所賞識的《俠隱記》。)
浪漫體的文學，雖是受盡了指摘，然而它的教育的價值既是那樣的重大，在現今的中國更是這樣迫切的需要，我們這班現代的中國人能不斟酌情勢的，竭力去提倡、創造麼?浪漫體的文學誠然是多感的(Sentimental)，不過少年時代也正是多感的；多感如其被視為一種病態，正該拿浪漫體文學的這種文學，大黃一樣，將少年時代中內蘊著的多感宣解，盡量的宣解出來。浪漫體的文學誠然是誇大的，不過誇大狂也正是少年時代，外體與內心猛烈的在發展著的時代，所有的一種必然現象；隻能因勢利導，火上澆油，不能阻抑，迎頭潑水，因為少年時代所必有的誇大狂如其不能得到滿足，宣解，體與心的發展便不能是充分的。
少年文學中也產生了一些偉大的作者，司考特(Scott)便是一個最好的例。盡管去指摘他的小說的史、地的布景是不符實情，個性描寫是單薄，一般的文學批評者仍舊是萬口一聲的公認他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至於他寫出，遺下了許多的浪漫體小說，來滿足著自古至今，以及未來的英國，他國內一般少年的浪漫性，我們更能以說得，他同時也是一個未加冠冕的偉大的教育家。
在新文學的現狀之內，兒童文學隻是在鴨子式的蹣跚著前進，少年文學，與一把茅柴相仿，一烘而盡於創造社的消滅。誠然，在這十五年以內，也產生了有一些優越的文學作品，不過它們隻是成人的讀物……我們是如此的焦候著一個安徒生，一個司考特的出現啊!哥德(Goethe)，巴爾紮克(Balzac)，蕭伯納如其能以誕生於新文學的疆域之內，那當然是新文學的光榮、祈禱；一個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一個偉大的浪漫體文學作家的產生，那不單是新文學的光榮、祈禱，它並且是將來的中國的一柱“社會棟梁”呢!禁書
蕭伯納替白裏歐(Brieux)的三種戲劇的英譯本作了一篇長序，——他的各篇長序是出了名的，——這篇序裏暢談“文學與性”這問題，並痛斥社會對於性文學的現有的態度。中國的情形稍為不同一些，但是《性史》第一集的被禁，使得一般關懷於新文化的前途的人發生了憂慮，未來的中國或者要蹈入現代的西方的舊轍。
在西方，幾百年以前，禁書是由羅馬教堂來處理的；在那個《禁書目錄》Index之內，誨淫的書籍與叛教的書籍並列。現在，這種處理，在新教的國內，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例如英國的書籍檢查員(The Censor)；這是與中國一向以來的辦法相同的。隻就文學而言，讓這種微妙的權衡落入少數的，多半不懂文學的人的手中，那是不言可喻的會有一種什麼收場了。
我深信，沒有一種書籍是該禁的，隻有不宜於某種年齡的書籍。有了一種社會的需要，便有一種的供應；書籍也不外於此公例。誠然有許多書，非科學的亦非文學的，是為了刺激性欲而寫成，印行了出來，供應著一種社會的需要，像娼妓鴉片那樣。在這裏，我們便又感覺到一個全國性質的文人聯盟的必要：可以，不由政府，而由這個聯盟來鑒別，標明一切文學形式的性書籍中的兩類，在那非文學的一類之上課以重稅，由聯盟去用了嚴密的方法征收。冒牌的文學，尤其是以實利為目的的，文學應當自己有力量去打倒，至少，去斂抑。這個聯盟，如其有一天能以合格的成立起來，還應當從事於一種工作，不讓那些不宜於某種年齡的書籍放進某種年齡者的手中。
在中國，禁書之內有一種是成了一件價值極高的廢物，——像中國這片領域一樣，——《金瓶梅》。這可以說是中國自有長篇小說以來的最優越的一部。有人說過，《紅樓夢》是蛻化自《金瓶梅》之中；這個，從前我視為荒謬之論的，如今我悟會出來了，確是最簡明的實情。(賈寶玉蛻化自西門慶；薛寶釵自吳月娘與李月姐；林黛玉，變形的，自潘金蓮與李瓶兒；王鳳姐自潘金蓮；襲人自春梅；尤二姐自李瓶兒與孟小樓(並秋菊)——在重要的人物上。黛玉葬花，蛻化自瓶兒喪子；晴雯撕扇，自陳敬濟挑逗潘金蓮；寶蟾送酒，自春梅解衣與瓶兒送帖；賈瑞受辱，自郎中被訛；賈府受抄與複盛，自西門慶聽候拿辦與入京賄賂——在重要的情節上。如其，讀者，在聽到了這一番話以後，你在情感上激起了劇烈的反感，要記著，我當時的反感也是同樣的劇烈，不過，後來有我的理智指示出了真理，我如今不得不向了你吐露出來，這真理……在社會上，真理的吐露如其是不可能的，在文學的國度內，至少，我們要作得不同一點。)
陳獨秀先生說過，《金瓶梅》是一本高越的寫實小說。這寫實，它是兩層的：性方麵與人物、背景方麵。性方麵的寫實使得本書的作者我們可以拿來比擬左拉；人物方麵的寫實使得本書的作者我們可以拿來比擬福羅貝爾；他卻並不是左拉，福羅貝爾，他便是他，《金瓶梅》的作者，用不著攀親。我們應當自傲，因為我們能夠這樣的說：如其法國有它的拉孛雷(Rabelais)，我們也有我們的《金瓶梅》。
(這部第一流的古今無偶的世界名著，聽說德文內已有一種全譯本——深藏在一個圖書館之中。)如其肉欲在中國特別的發達，有了這一部書，也可以實立，辯解它的“生存立場”(raisond' étre)了，正如《神曲》、《十日談》，對於意大利的“黑暗時代”，辜勒律己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狄·昆西(De Quincy)的《鴉片徒懺悔錄》(Confessions of an Opium-Eater)對於英國的鴉片那樣。犧牲了世界，為著“羅馬的閎壯”(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犧牲了周朝，為了褒姒的一笑，相對的，可以說是值得；如其隻有波特來耳這個罪孽者而無《惡之花》，隻有鴉片而無中國的辜勒律己與狄·昆西，那時候，社會的，道德的裁判便是罪不容辭的。因為
人事的循環太難於捉摸：
建設來自破壞，善產生惡。
的緣故，一個人，從青年時代起，便應當修養成一種不輕易於下判斷的開明的態度。
《金瓶梅》這部書，我們如其鬥膽的來加以裁判，應當分作兩部分來看：肉欲部分，那是一種專門的材料，隻可供給為文學史上的文獻，不宜於一般人，連青年在內的閱覽；人物，背景的部分，那是上好的文學，即使人物方麵與肉欲部分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也應當牢記著《十日談》、《拉孛雷》、以及《波華荔夫人傳》等等近代的文學名著，而不要讓它依舊存留為一種擯棄於地的廢物。
聰明的將肉欲部分自書中挑剔了出來，使得人物、背景的全部分毫無所損；再審慎的校勘，整齊的印刷了出來：那時候，它便成了一部每個大學內中國文學係學生所應詳覽的長篇小說教材，並成了每個嗜好文學的成年的中國人所應熟悉的長篇小說名著。
被禁的舊小說並不隻是《金瓶梅》這一種，然而一切的他書都不值得我們去談，因為它們並不是文學。這些隻是一種激發肉欲，滿足好奇心的資料，正如《法國水星雜誌》(Mercurede France)的某期中所登載的一個禁書目錄內的各種書一樣。翻譯
一般人在三方麵不滿於現狀中的翻譯——重譯、不忠實、歐化的譯筆。其實，頭兩層是翻譯初期所必有的現象；至於歐化，譯文是必然的。
在歐洲的文藝複興時代，古典文學的發現不是一個重要的發動力麼?但丁並不通希臘文，《神曲》中關於希臘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譯本或節略。裴忒臘克(Petrarca)，古典文學運動的先鋒，以不通希臘文為一生的憾事。希臘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傳播遍了文藝複興的歐洲。隻拿亞裏斯多德來講，他的著作由亞維洛愛司(Averroes)節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內，後來又由阿刺伯文翻譯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臘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藝複興期的文人，他們的關於亞裏斯多德的認識，便是如此而來的。諾司(North)的“卜陸達克”(Plutarch)英譯本，莎士比亞等所誦讀、采用的，是由法文的譯本重譯而成。《十日談》的最早的英文節譯本也是重譯自法文。
佛羅利阿(Florio)在牛津大學教授過意大利文，他譯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亞所讀的孟坦便是他的這種譯本，至今仍然公認為英譯本中一種好的，三百多年以來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在他的這種“孟坦”的英譯本內，“魚”(poisson)字他譯成了“毒”(poison)字，——隻就淺近的法文字內舉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