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這兩句詩。頭一句並不說夕陽怎樣的好,隻說它好,“無限”的好;這寥寥的五個字裏麵,是多麼充滿了想象:說它們是孱弱?行。說它們是最為遒勁的?也行。再加上那第二句,把無限的想象一化而為無限的情感;沒有“!”這個驚歎號,沒有鴉鵲的喧噪,沒有自然的歎息,沒有人的留戀,但是,在這五個字裏麵,它們都有了。
文章隻有好不好,沒有長短的分別。中國的十六字令,日本的俳句,希臘的雙行墓銘;印度的《賴摩耶拿》,《麻哈孛赫瑞塔》,波斯的《夏·拿穆》,芬蘭的《開勒弗雷》,希臘的《伊裏亞得》,《奧第賽》——作得好,便是詩,
Et tout le reste est literature
作得不好,至少是文學。
出題目作文章,好像是小學生幹的事。不然,勸世小說,問題劇,這些豈不都是社會出了題目教文學家去作文章麼?肚子裏有文章的人,無論是自己還是旁人出下題目來,總有好文章交卷——肚子裏沒有文章的人,沒有題目之時,正好躲懶……
在小學裏作文,先生要把文章改得體無完膚;到了中學,大學,又有修辭學,傳統思想——如今是更不得了,在舊有的縛束之上,又加增有西方的縛束。要治當今的病症,隻有一劑好藥,“瞎說一氣”。會瞎說的人,越說越上勁,等到說完了,總有一兩句好話。不管旁人聽不聽,也不管旁人打攪不打攪,還是瞎說下去,等到打攪的人一齊累了,散了,還是瞎說著,好像一個瘋子那樣——那總可以瞎說出來一兩句絕妙好辭。
新文學如今還是在發育時代;多讀惠特曼的詩,多讀《吉訶德先生》與虞戈,道斯陀耶甫司奇的小說,多讀蕭伯納的劇本,成熟的新文學才有作得出來的希望。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七十歲;等到七十歲的時候,再作“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人,也還不遲。隻怕,到了那時候,就是想逾矩也不能夠了。
要寫好文章,必得侍候文神。侍候文神,與侍候女子一樣的難。不能怕人笑你是傻子,不能怕人罵你是瘋子。隻有一點不同:對於女子,情感應該一點一點的給;對於文神,給與必得是全盤的,惟有全盤的給與,才能由文神那裏獲得全盤的給與。
沒有一項才能不是天生的;作文當然並不是例外。天生得能作文,閉處鬥室之中,或是環行地球,一樣的寫得出好文章來。文章在人的心裏;並不在環境之中。環境是吸鐵石罷了。環境也可以比譬作一塊刮痧的磁片,在熱天,或是在氣鬱的時候,拿來在脖子上,在背上刮刮;正在刮著的時候,又痛又哼又叫,一到瘀血刮到了皮膚的表麵,便渾身痛快了。
文章便隻是費話。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要文章作什麼?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不過,在文化的曆程中,語言是占著一個什麼樣的位置,那是不言而喻的。這麼說來,費話並不是費話;換一句話說,便是,文學並不是費話了。一部《水滸》,那是藝術的;幾十續的《彭公案》,那是人情的,便是這一部《水滸》之內,多少也有些不可免的費話。所以,作文碌娜耍荒芘路鴉埃保植荒芊鴉啊?
兵法中所說的聲東擊西,那正是文人的慣技。在一篇文章之內,“技巧”一刻把你逗到這裏來,一刻又把你逗到那裏去。等到掩卷之時,越是圈子兜得多,越是圈子兜得與眾不同,你越是說它好。從前周幽王,為了要得到褒姒的一笑,還有《伊索寓言》內的那個牧童,為了自己的高興,一個撒大謊亡了國,一個撒小謊喪了身。“撒謊的藝術”是高此一籌,因為自己與他人同時都快活了,並且一次不夠,大家都還要再來一次。要是能夠作出一篇文章來,不單是教人快活,並且是教人思索;這豈不是更好的文學麼?所以趣味橫生的載道文學,是作文章的人所應永遠保持著的理想。
胖子,瘦子,這是打諢劇中的兩個典型人物;但是一到莎士比亞的手中,他倆之內,一個變作了韓烈特,一個變成了福斯達甫,兩個第一等的文學人物。
人是完全囿於自我的;無論是寫神思,寫人類,寫他人,寫自己,寫動植物,寫自然,到頭來都是脫離不了自我的範圍。
作文章的人沒有話不可以說,隻是看他怎樣的說出來罷了。最新的現代文學與最舊的古代文學,在本質上並沒有變更,所變更的隻是方式。
思話、殘酷、撒謊、費話、不說話、瞎話,這些,在實際的人生之內,都是要不得的,但是,一到了文學家的筆底,它們便升華作夢話,最高的藝術了。
四詩的用字
有兩句俗話說得很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
作詩,頗與學著說一種方言近似,學著說一種方言的時候,想要說得逼真,不外乎在兩點之上注意:用字;咬音與抑揚頓挫。字裏麵,無論是虛字,實字,用起來,隻講一個習慣。盡有許多同義字,可是,在某一個字眼之內,習慣隻允許用惟一的一個字,其他的一些同義字,自然並沒有人能以阻止住不用,不過,在那種時候,便不算是純粹的某一種方言了。咬音不難,難的是,要把這些單字的咬音連綴起來而成為一句清晰、自然流走的話,並且,這一大串的咬音是要合乎一種固定的抑揚頓挫的模型的。詩歌裏麵的用字與調和音節便是同一道理。
聽慣了一種方言,也能學著說幾句;這好像是,熟讀了許多首詩,也能學著作幾句那樣。孩子學方言最容易,這便是生性宜於作詩的人來學著作詩了。
現在的一班新文學讀者,與作者,他們之內,必定還有不少的人可以回憶起來,幼年時候在“芸窗課本”裏學著作舊詩,是怎麼作出來的。
這裏,有一個頗為有趣的疑問便會發生了——新詩,以前並不曾有過的,又是怎麼作出來的呢?對於這個疑問,質直的,我們可以答道:現在的一些新詩人,不是曾經熟讀過舊詩,“廣義的”便是曾經熟讀過西詩的。
舉三個最早的例來說明。胡適之不能否認他在作新詩的時候是在意識著《詩經》,沈尹默,長短句與詞曲,周啟明,西方的民歌。《嚐試集》內運用陰韻之處,是修辭的蛻化自《詩經》;《三弦》是一首譜新聲的詞;《小河》是一首蠲去了尾韻的樂府。
決沒有自天而降的事物;新詩也不能外乎此例。
不過,新詩究竟不是舊詩,也不是西詩。我從前曾經作過一副對聯,聯語是
寫字時隻少之乎也者,
作文的還須中外古今。
這裏麵上聯所說的,意思不錯,實際上並不盡然;之,乎,也,者這四個字,在新文學裏麵,又何嚐不是常時的在寫著?可是,這四個字,運用於舊文學裏麵之時,以及運用於新文學裏麵之時,位置是完全不同了。用字的習慣改變了:這便是在根本上新詩之所以異於舊詩的一點。
虛字,舊文學裏麵極多。舊文學之所以多用虛字,是因為古文是一種簡煉的文字,如其沒有虛字來陪襯,隻有實字,那時候,句子將是極短的,音節便要隨之而短促,不舒暢。唐文之所以異於秦漢文,即在於此。在音節方麵,虛字的充分運用確是古文的一種進步。較之古文,國語文是複雜得多了;將來,國語文是要向了更為複雜的途徑去進展的。所以,虛字的運用,在國語文內,是並不十分需要的。如今,新文學已經是走上了自然的途徑,並且已經遵循著它而進行了。
實字的運用方麵,國語文有兩種特點,一是陳詞之廢置,一是,上述的,位置之更易。
不僅新文學,便是舊文學也講究“惟陳言之務去”。作詩,那是要用字新穎。陳詞,它們並不一定是不美的。即如“金烏”,“玉兔”這兩個形容日月的濫調,我從前曾經指點出來過,是兩個原來極為想象的喻語。在舊文學裏麵,這種的例子繁夥到不可勝數。不過,因為它們已經用成了濫調,所以,後來便廢置了。這一種富於想象的喻語大半都是由民間文學裏麵來的;如今,民間文學的搜集既是已經有了充分的成就,新文人,尤其是新詩人,大可以由這種豐富的寶藏內去采取。石門集·散文詩
桌話 Table—Talk
藍默的《博圖夫人關於啞牌的見解》
前不多時,我向西諦君說,西方的Pure essay我國還沒有人介紹過,預備譯事暇時,介紹些英國的。同時又有一封信寄北京的一個朋友,同他討論英國Lamb的Mrs.Battle's Opinions on Whist——一篇美妙的Pure essay。在這封信裏我說,這篇文章最淺近的長處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巧妙的定名。Battle念來倒很像一個英國人的名字,驟看不像是人為的,並且它也將這位老太太的特性暗示出來了。如果我們將伊叫作Mrs.Play也未嚐不可,不過那位老太太可就免不了要生氣了。別人將伊心憂的Whist叫作消遣尚且不可,更何況將以牌戲為一生正務的伊喚為“遊嬉”呢。或者我們稱伊為Mrs.Game,則太明顯了,蹈入Bunyan的Mr.Christian,Lord Hategood一類的覆轍了。Mrs.Cards也犯同樣的毛病。想來想去,還是跳不出Mrs.Battle的手掌心。
究竟是怎樣這名字暗示出這位老太太的性格呢?換句話說,這位老太太的性格究竟是怎樣呢?伊抹牌的時候坐的筆直,不讓你看伊的牌,也不情願看你的。伊最恨那種三推四讓的牌客,他們坐上了牌桌,是經過了那麼多的扭捏,並且還要分辯的說,在作過正經的事情後,這樣的消遣消遣是無妨的。抹牌才是伊的正經事情,那是什麼消遣?伊抹過了牌,才拿起一本書來消遣消遣。
伊說Quadrille是伊的初戀,不過到了年紀高大老成持重之時,伊舍去Q而與W結白頭之約了。伊說Q的常常不知後事如何以及不到多時牌友就換一遍很與少年時輕浮的習氣相像並且Q的獨立門戶又與少年時虛榮的心理相投,無怪他們喜歡它了。W自然沒有Q那種外表華麗言談風發了,不過W卻是一個樸直莊重而能持久的人,可以托終身的。
伊喜歡Whist還有一個別的原故:它是四人抹的牌。兩人抹的牌,伊除了Piquet之外,別的都不看在眼裏;就是Piquet,伊也嫌它的掉書袋。什麼Pique羅,Repique羅,The Ospot羅,這各種名詞都免不了做作。伊所以下喜兩人抹的牌,是因為那時的戰鬥太接近了。三人抹的牌也不見得強的了多少,它是那麼散漫而無聯盟的徒手相搏嗬。一場四人抹的牌“在伊的心目中四人抹的牌與Whist是二而一的。”可就不同了,它贏時是替兩個人贏的,更覺得榮耀,輸時有兩個人分擔責任,失敗的情緒也可以減輕了。伊是一個Stoic,伊說牌上既已有了heart,diamond,spade,cluf幾種符號,僅夠辨別的了,何必再分什麼紅的黑的呢?這時候gentle Elia可就發話了:將紅黑改成一色,將King,Queen,Jack的美妙的古裝剝去,就實際主義的觀點看來固然未嚐不可,不過那時紙牌的“美”可就蕩然無存了;那時候抹牌者不能得到美覺上的愉快,則精神將要專注於賭博之上了;麻達姆,你試想一想看,要是我們廢除了那方鮮妙的綠氍毹,換上一塊無味的牌板,屏退了那些奇巧的支那牙簽,換上一些小皮塊“我們英國古代的泉幣”或是一塊石板同一支粉筆!